田波（右一）出席艾滋病母婴间传播干预项目启动仪式

       人物简介：田波（Tian Bo 或Tien Po），病毒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现为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院士。1954年毕业于原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微生物所分子病毒学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

采访手记：
       采访田波的念头由来已久。作为桓台县惟一的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成为桓台人口口相传的骄傲，能把他的事迹和大家所关注的一切有所报道，也成为媒体记者的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田波对于采访始终保持低调。近年来先后两次回到淄博，对于家乡的变化，他固然感到欣喜和自豪，却不愿意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
       所以，我格外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采访机会，以“小老乡”的名义。10月26日，北京大雾。从南五环到北四环，路上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驱车赶到中国科学院的微生物所。
       环境十分安静，空气中流动着淡淡的来苏水的味道，田波院士的办公室在三楼，正对着一间大的研究室，透过落地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穿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在里面有序地忙碌。
       门上正有“田波院士”四个字。敲开门，田波从桌后站起身来，非常热情地伸出手来：“你是舒晋瑜编辑？”
       他穿着暗格的夹克服，深色裤子，长相比我想像中年轻，个头高大沉稳，目光和善亲切，让人觉得随和而温暖。
       我把自己的感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笑道：“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身体已经不行了。”一边说，一边拿过名片夹，里面收集了此次回山东老家时结识的一些人的名片。我们边看边聊，说到都认识的老乡，感觉便更亲近一层。
       秘书已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茗烟袅袅升起，茶香四溢。我们的交谈很随意，他的语速缓慢，回忆起往事，甚至有些已经彻底淡忘。但是，有着我们共同熟悉的地方甚至熟悉的方言，使得采访不仅仅是一次采访，更像是随着田波，回到了老家，回到了久远的时代。
   
                   多灾多难的青少年时代

       位于鲁中平原东北端马踏湖畔的桓台县起凤镇夏庄村，是一个秀丽纯朴的水乡村庄。发源于济南的小清河从这里比邻而过，处于低洼地带的马踏湖，方圆近百平方公里，湖中二十多个村落村村靠湖，户户连水，家家有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在做密州（今高密）刺史的时候，来此游览，留下了“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彩缎，纵教匹练写秋光”的诗句。
       1931年12月25日，田波就出生在湖畔一户殷实人家。家人的声声贺喜令这个书香门弟流溢着喜悦的气氛。已有两个女儿的父亲望着窗外尚显萧瑟的冬日，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个按“淑”字辈的名字“田淑寰”。大学时同学说名字像女生的名字，遂改名为“田波”。叫“田波”的人有千万，但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病毒学专家田波，却惟此一位。
       田波的祖父田允楠是郡庠生，父亲田俊颐，字供斋，都接受过较为严格的旧式教育，田波自幼接受的便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家教。母亲田孙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孩子百般宠爱。但是他们对田波的教育却是严格的。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即开始教田波唐诗宋词。田波6岁那年进入私塾读书。开学那天，田波在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的牌位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接着又拜了塾师。拜老师的时候，学生也可以喝一点儿酒，田波回忆说，自己一生只醉过一次，就是上私塾的那次，后来他再也没喝醉过。
       从此，田波开始了他短暂的启蒙教育。他悟性好，记忆力强，读书聪慧。田波的父亲非常重视他的学业，无论多忙，每天总忘不了查问孩子的功课。正是在这样的反复中，田波从小便显示出和同龄孩子不同的聪慧，同时也养成了努力自觉的学习习惯。
       时逢日本侵华战争，田波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芦苇荡中躲避日军的追赶和村民被枪杀后肠子拖地的惨景，这一幕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国弱民遭殃，田波立志发奋读书，强国救民。在村里念完高小，田波骑着骡子由家里人送到后毕庄去读中学，周末时，姨父会去把他接回姨家，平时则吃住在学校。“那时候老师管得很严，还有老师打学生。”田波回忆说，自己不但没挨过老师的板子，学习还受到老师夸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致使田波的中学教育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到了初二时，他转校到济南第三临时中学。田波来到济南读书，那是他一生最艰苦的时候。条件很差，吃上窝头是好的，更多的是红薯粉做的食物，吃了不好消化。在学校里住的是大通铺，夏天蚊虫叮咬能熬，冬天寒风凛冽，这让十几岁的田波忍不住想家。家中父母自然惦记年幼的儿子，经常通过水路给他运些粮食过来。偶尔，田波去学校操场隔墙买一碗里面放点花生米的咸粥，觉得味道香极了。
       此后，田波先后就读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和青岛市立高中。在此期间，他住在南京六伯父田愚斋家。伯父毕业于北洋大学，在南京任职于中央大学，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深恶痛绝，当时上演的国大代表选举闹剧，使人们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任。
       在这里，田波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新鲜的东西，大开眼界。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向他打开，田波感到，自己的思想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节节胜利，三大战役后南京即将被解放，全家面临抉择的关头，一条路是继续南逃到台湾，另一条路是回到已被解放的山东。六伯父与已在解放军里工作的同学联系，受到同学诚恳的欢迎，于是他们全家经上海从海路回到青岛。

                大学与研究兴趣的培养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田波颠沛流离的学习生活。田波的伯父曾经想让他学医，但是田波知道前边有同学上医学课，要解剖，便有点“害怕”。1950年，田波考入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害怕”让他结缘植物病理学，从此开始了一生的牵绊。
       当时的植物病理学系聚集了我国许多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如戴芳兰、俞大绂、林传光、裘维蕃和周家炽等教授。大学的四年中，田波受到了较好的基础课教育，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在专业课方面，通过病毒学、细菌学和真菌学等课程的深入学习，他对病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50年代，是病毒生物化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自1935年W. Stanley发现提纯的烟花叶病毒(TMV)可在试管中形成有侵染性的蛋白结晶，1946年Stanley因纯化TMV等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来的研究又证明TMV除含有蛋白之外，还含有核糖核酸（RNA），而且不是蛋白而是其RNA具有侵染性。病毒研究成为生物科学中一个极活跃的领域。这些令人惊奇的发现不断吸引着他对病毒学的兴趣和求知欲。
       很多学人专家的学术成就乃至信念追求都是和图书馆分不开的。大学图书馆，是田波心目中的精神圣殿。这不仅仅是它的建筑风格独特、气氛肃穆，更重要的是内部设施齐全、典籍图书繁多。当年钱钟书在清华求学时曾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而田波在图书馆所花的功夫也不少。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学校和系图书馆中关于病毒的图书和杂志。由于大部分资料是英文的，田波开始借助字典（当时学校只有俄语课，没有英语课）看起了英文的有关病毒的书刊。大学里所打下的专业基础和诱发的专业兴趣对田波的一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跨入科学院大门

       1954年大学毕业后，田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室工作。这对田波而言，是一种幸运，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林传光教授指导下，田波开始从事病毒在马铃薯退化中作用的研究，教授不仅在研究上要求严格，而且善于独立思考和勇于提出新见解，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十年来，田波虚心地向林传光学习严格地选题、查阅分析文献资料、制定研究计划、选择和探索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客观全面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等等。林传光也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精湛技艺传授给这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勤奋踏实的学生。田波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在科研事业上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后，新中国在政治上和苏联结成联盟，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更多地依靠苏联的帮助，号召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而此时，学术界遗传学的争论也影响到马铃薯退化原因的观点，西方学者提出了病毒感染学说，而苏联一些学者则认为直接作用于马铃薯本身的高温诱发学说。观点的争论影响到退化防治措施的制定。考虑到过去支持高温诱发学说的实验所用马铃薯并未排除病毒的感染，而病毒研究者也较少注意环境因子对病毒感染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作用，林传光教授和田波确定了在严格的人工控制条件下，弄清病毒和高温在马铃薯退化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田波关于马铃薯退化中病毒与高温作用的分析，使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关于马铃薯退化原因的争论取得共识，认识到与地区温度条件相结合的无病毒原种生产是解决退化问题的根本措施。与有关单位合作在内蒙古通过茎尖脱毒生产无病毒原种，并逐渐在其它地区推广，现已占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的25%，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成为提高马铃薯产量和扩大种植的关键措施。
       60年代初期，田波成为整个科学院“安钻迷”的典型，被《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并作为特邀青年代表参加了全国青年联合会，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然而紧接着，是反右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运动大潮中，田波除了不得不参加一些会议外，仍然一心扑在病毒学的研究中。文革前后，钻研科学的人仍受重视。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有一种胶麻发生了病害。这种胶麻在海军舰船上的绳索等方面用途广泛，得病后不但产量下降，耐腐蚀效用也降低。1966年春，受领导委派，田波乘坐飞机从北京赶往昆明，寻找胶麻致病原因。
       这是田波第一次坐飞机。在万里无云的高空，他无心欣赏外面的风景，手里攥着从图书馆查来的各种信息，苦苦思索可能引起胶麻感染的种种原因。突然，小型的波音飞机一阵颠簸，田波的胃里立刻翻江倒海，他哇哇大吐起来，严重的眩晕和恶心让他无法再思考下去。到了昆明，又转乘小型客运飞机，这种飞机没有正式座位，只有两排板凳，坐上去刚起飞，田波又开始觉得天旋地转，晕得一塌糊涂。
       下了飞机，田波顾不上休息，一拿到胶麻，他浑身上下像注入了兴奋剂，立马投入了紧张的研究工作。他以扎实的理论和深入细致的考察，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为确定胶麻病毒的病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期间，田波的年轻恰恰使他躲过了一劫。很多老学者、老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只是参加了一些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会议，也被派去五七干校，在北京延庆待了一年。当时，上级让他研究“920”，即赤毒素，这是一种植物生长刺激剂，喷到植物上可以使植物生长速度加快。田波接受任务后又开始领办一个生产“920”的工厂。
       他是这样一种人，无论外界怎样风云突变，一旦进入状态，他便如入无人之境，一心投入工作。很快“920”小工厂办成了，并出了产品。
       在实验室工作田波常常误了吃饭，误了休息的时间。很多时候，同事们都走了，他还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这对“胆小”的田波无疑是一种考验。有一次晚饭后，田波又回到实验室，继续他白天没有完成的实验项目。实验室离宿舍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不算远，却是一路的庄稼地。平时都是同事们搭伴走，这次却只剩下田波一个人。钻研起某个项目，田波不再是个胆小的人。然而当他完成工作准备回去时，却暗暗为自己捏了把汗。考虑半天，田波最终还是大着胆子，边走边吆喝着为自己壮胆，一路小跑着赶回了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