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会”的诗学价值及其对诗学重构的意义
发布日期:2013-09-03浏览次数:字号:[ ]
 

    摘  要:“兴会”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心)与客体(物)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审美体验。“兴会”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方式的显现。“兴会”对中国现代诗学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其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诗学重构中有着重要的的作用。

    关键词:兴会;诗学价值;诗学重构

“兴会”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自沈约提出“兴会”一词之后,“兴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逐步进入诗学领域,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和鲜明的理论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诗学。

在现代汉语语境之下,“兴会”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心)与客体(物)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层的审美体验,具有偶然突发性、瞬间直觉性、主客体交流互动性等理论特征,偶然突发性是“兴会”的首要特征,瞬间直觉性是“兴会”的重要特征,主客体交流互动性是“兴会”区别于“灵感”等诗学范畴的根本特征。

“兴会”涵盖了中国诗学发生论、创作论、作品论和接受论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深刻地解释了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中“心”(审美主体)和“物”(客体)的交往互动、螺旋上升关系以及审美主体的内部心理特征,是与“意境”、“意象”等重要诗学理论范畴并列的总体性诗学范畴。“意象”侧重于诗歌艺术形象构造方面,“意境”侧重于诗歌艺术形象创造和艺术价值评价方面,而“兴会”则贯穿整个文学活动的始终。

以下,我们将从兴会”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方式的显现等角度探讨“兴会”的诗学价值,并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失语症”等论题入手,探讨“兴会”对中国现代诗学重构的意义。

一、“兴会”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

魏晋南北朝以来,“兴会标举”与“体裁明密”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批评标准,“兴会”成了中国古代审美主义诗论家最为重视的诗学范畴之一。

审美主义是与注重诗歌的社会内容和教化功能的功利主义相对的一种美学取向,审美主义诗论家包括唐代的皎然、司空图,宋代的严羽,清代的王士禛等人吴调公的《神韵论》中有专门篇章论述司空图、严羽、王士禛三位重要的“神韵派”诗论家。王小舒《神韵诗学》

认为中国的诗歌艺术体系是一个二元互补的形态结构,其中有两大主流,一个是面向社会的主流,外向、倾向于执着、具有阳刚之美,一个是面向自然的主流,内省、倾向于超越、具有阴柔之美,这两者在对立中互相补充,谁也无法取代谁,二者的结合与并存构成了中国诗学的整体面貌,而“风骨”和“神韵”就是代表这两大流派的基本诗学范畴。[1]“兴会”是中国传统审美活动的独特方式,“兴会”说与“神韵”说的关系非常密切,“兴会”是“神韵”的基础和前提,司空图、严羽、王士禛等“神韵派”正是非常重视“兴会”及其作用的一批审美主义诗论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著作堪称中国古代审美主义诗学的代表作品。

中国审美主义诗学历史悠久,理论庞杂,其中又以清代王士禛“神韵”说最为突出。王士禛论诗最重“神韵”,“他所推崇和赞美的诗作,大率皆为偏放于隐逸山林田园之诗。但是他对这类诗的赞美和司空图的倡举‘冲和淡远’有所不同,前者是以冲和淡远、向往自然来排遣内心的苦闷,具有傲视独立的人格精神,而王士禛提倡‘兴会神到’,是与他当时所处的清代初期的特定文化氛围有关。清代康熙年间,汉族文人一时还难以臣服清代统治,心理上还未能消除大规模动乱之后的创伤,于是‘兴会神到’的创作论恰恰可以成为诱导人们摆脱现实,向往虚无缥缈之神韵境界转移的诗境。美学上的‘兴会神到’,有时恰恰构成现实的幻境。”[2]这是袁济喜对王士禛“神韵”说的一番论述,他多是从社会历史角度进行研究的,这就无可避免的忽视了“神韵”说的审美特征,低估了“神韵”在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地位。

“神韵”说注重感兴,提倡诗人的自然感发和兴会神到,这与“兴会”是贯通的。王士禛《渔洋诗话》:“萧子显云:‘登高极目,临水送归,蚤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续其自来,不以力构。’王士禛序孟浩然诗云:‘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余平生服膺此言,顾未尝为人强作,亦不乃不耐和韵诗也。”[3]“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诉之楚骚、汉乐府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达其变,此根柢焉。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4]王士禛的“神韵”说提倡发于性情,“伫兴而就”,这与“兴会”是相通的,都是一种自然感发、激情澎湃的创作心理状态。王士禛对“兴会”的论述,如他对于“兴会”与“根柢”的相互关系的论述等,扩展了“兴会”的理论内涵,这与前人对“兴会”的论述是一致的。王士禛在诗歌境界上对“清远”的追求,指的是自然清新、超凡脱俗,这与“兴会”作为批评评价标准时的追求也是一致的。“神韵”说吸收了“兴会”说的主要理论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兴会”融合的,是“兴会”的延续和表征。

二、“兴会”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方式的显现

“兴会”的本质是心物感应中主客体交流互动,即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兴会”对“兴”和“悟”尤为重视,即“感物起兴”、“由兴到悟”、“悟而更兴”,以审美主体之“兴”为出发点,以审美主体之“悟”为中间环节,以审美主体的生命自觉和性灵修养为归宿。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活动的重要方式和独特特征。“兴会”所体现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集中表明了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中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境界。

作为审美方式的“兴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发展,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有所变化,并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成复旺在谈论“神与物游”时说到:“在中唐以前,即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主体重于客体,但客体也还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主体并存。神与物游,神居主位;神没有化为物,物也没有化为神。所谓‘风骨’,所谓‘阳刚之美’,所谓‘有我之境’,实皆指此而言,至少与此有关。中唐以后,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客体的地位大大上升,主体主动地放弃了主导地位,以向着客体的消融为自己的归宿。神与物游,神实际上已经淹没在物的汪洋大海之中,露不出头了。这是物居主位,神化为物。所谓‘神韵’,所谓‘阴柔之美’,所谓‘无我之境’,都是指这种情况。”[5]他的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把“风骨”与“神韵”对立的观点还是需要进一步商讨的。从“兴会”的角度看,客体(“物”)是起诱发、引导作用的,主体(“心”)是起主导、控制作用的,但是,并不能按照成复旺的说法把“兴会”界定为“风骨”、“阳刚之美”、“有我之境”一类的范畴。“兴会”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的地位是比较独特的,它起始于“物”,归结于“心”,又作用于“物”,从而在“物”与“心”之间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整体上构造了主客体交流互动的审美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审美体验。

三、中国现代诗学的困境与“失语症”的提出

当下学界,随着诗学重构的进行,“意境”、“意象”、“韵味”、“言志”等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已经部分的实现了现代转换,逐步地融入到现代诗学中来。藉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范畴和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方式的“兴会”也应该为现代诗学重构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时过境迁,“兴会”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语境已经发生改变,中华民族的心性气质也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中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兴会”能否在当下的现代汉语语境中复活,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和充分重视的问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这些争论是从“失语症”开始的。面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无法阐释现代文艺状况的困境和窘迫,曹顺庆认为:“所谓‘失语症’,并不是说我们的学者都不会讲汉语了,而是说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因而难以完成构建本民族生存意义的文化任务。”[6]“失语症”表现在诗学领域就是中国现代诗学的普遍失语,即“由于没有解决哲学基础的问题,又脱离中国当下诗歌经验,一味稗贩西方现代文论,而缺乏对诗歌的基本理解和言说立场,现代中国诗歌理论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更不具有对现代诗歌创作的解释能力。”[7]现代诗学面临失语困境,诗学建设一直受制于“西学中用”桎梏,未能取得深入而广泛的发展。

在西方诗学的迅猛发展面前,中国现代诗学如果一味遵循西方学术发展理路就很难形成独特的民族特色和话语体系,很难实现重构,更难以在在中西跨文化比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路必须重新梳理,必须从审美方式、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追寻和回归出发,寻找到适合中国现代诗学重构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现代诗学能否重构,重构之后的现代诗学还有中国特色吗?陶东风认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一种积极突破、扩张疆域的心态。我们可以从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文学理论的飞跃式发展常常发生在边界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侵入’的时候,这些开创性的大师恰恰常是文学研究的‘外人’。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况且“学科以及学科的规范都是文化的复杂构建物,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而且学科边界的移动实际上也是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8]在开放的前提下,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更新观念,摆正态度,诗学重构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诗学重构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古典文学理论是古典文学的理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够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一个民族文学的古今差异常远甚于同一时代文学的民族差异,文学理论体系总是反映一种共时性的认知结果。……希望将古典文论进行转换,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文学理论,窃以为恐不免缘木求鱼。这种理论思路,说到底反映了我们固有的对待文化遗产的一种偏见。”[9]

四、“兴会”对中国现代诗学重构的意义

如何实现中国现代诗学的重构?罗宗强先生认为:“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典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期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强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10]了解传统文论、求解历史真实的目的在于“用”,在于寻找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独特之处,挖掘中华民族从古典时代延续至今的审美理念和思维方式,探究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和方法,为诗学重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就“兴会”来说,我们可以追寻中国古人对于“兴会”的界定和认识,探讨“兴会”在诗歌创作、作品和接受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探究“兴会”对文学的本质和本体的特殊规定,尝试用“兴会”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历程和诗歌作品,进而把“兴会”引进到中国现代诗学中来,用“兴会”解释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作品和接受状况,在更高的立足点上、在中西比较诗学的框架内、在杂语共生的国际文论语境中,寻找“兴会”在其他国家、地区、民族文论中的类似词汇或类似用法,用外国外族的作品检验“兴会”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最终通过对“兴会”这一诗学范畴及其与其相关的诗学范畴的研究和阐释,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实现重构中国现代诗学的宏伟目标。

“兴会”在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也只能从“兴会”在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中得出。在这一方面,可供列举、利用、说明的实例、个案相对较少。但是,现行文学理论体系中却有些与“兴会”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或术语,如文学创作中的“即兴”,文学接受中的“共鸣”、“领悟”等。

“即兴”是文学创作活动中物化阶段的一种操作方式,也是作品定型的一种基本手段。“即兴是指作家因受某一外在刺激或内在冲动的作用,兴会来临,在文字操作过程中迅速地创造出某种作品的情况。”[11]“即兴”表现为突发偶然性和高亢激昂的创作冲动,这与“兴会”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兴”需要长时间的材料储备和情感酝酿,还需要特定的气氛和契机,这也与“兴会”一致。“共鸣”和“领悟”是文学接受进入高潮阶段的标志。“共鸣”指的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为作品中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及人物命运遭际所打动,从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状态。”[12]“领悟”是文学活动的最高境界,主要是指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潜思默想、洞悉宇宙奥妙、体悟人生真谛、提升境界等状况和过程。[13]“共鸣”是建立在“兴会”的主客体交流互动基础之上,“领悟”更是突出了“兴会”审美方式中“悟”的特征,两者与“兴会”的内在精神相一致的。

“兴会”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表现了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独特性和民族特征,具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兴会”在中国现代诗学重构和文艺理论及批评实践作用重大,对现代诗学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媒介批评和网络文学兴起的今天,“兴会”更能以其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为中国现代诗学重构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小舒.神韵诗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38.

[2]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240.

[3](清)王士禛.渔洋诗话[A].:(清)王夫之等:清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63:182.

[4](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78.

[5]成复旺.神与物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0.

[6]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A].:曹顺庆.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55-256.

[7]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2.

[8]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J].文学评论,2004.6:63.

[9]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5.

[10]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J].文艺研究,1999,1:3.

[1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34.

[1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03.

[1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06.

    【作者简介】张猛(1982- ),男,汉族,山东邹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文学硕士,现任教于嘉兴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美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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