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铁凝，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300余万字。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丹麦、西班牙等文字。亦有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记者手记：
在装帧精美的铁凝散文精选《惊异是美丽的》的封二，是铁凝在厨房里的照片。她的背后是整洁有序的厨具，一件件如艺术品般挂在墙上。
这一帧充满了烟火气的照片，让人觉得亲近自然，甚至忽略了她是继茅盾、巴金之后的中国作协第三任主席，是中国作协50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主席。
这让我想起她的散文《厨房》。她从颜文梁先生的《厨房》想起当下的有些小说，思考为什么一些小说所表现的“日子还是离‘厨房’”那么遥远。
铁凝说，人类还是需要厨房的，在那里毕竟有“生”和“活”的具体过程。
这就是本色的铁凝。在诸多社会职务中，她觉得写作是“本”。她愿意融入作家同行们的圈子，和他们分享写作的困惑与喜悦、艰难与美妙。
她珍爱自己的写作，认准了毫不妥协。她说，做人可以随和，但是遇到跟文学有关的事，还是要较较真。
很多时候，人们愿意用温暖、明朗等词语来形容铁凝及她的作品带来的印象。的确，即便她的作品中有诸多触及现实的尖锐，最终也仍然有不屈不挠的对未来明亮的期待。
我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我有的时候的确对生活不恭敬，那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现在，铁凝愿意借这句话表达自己的内心：“我的文学有时候也对生活不恭敬，那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因为温暖的力量是强大的，穿越了沉沦以后上升的力量更需要勇气和境界。铁凝说：“所谓温暖，那个温暖不是小的恩惠，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作家应该追求大的情怀，我希望能获得这种情怀。”
铁凝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已有多年。为官一任，得失几何？不久前，她接受了《中华读书报》记者专访。
一
舒晋瑜：很多读者最早熟悉您，是从《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开始，但实际上此前您写过儿童文学，写过诗歌，我还记得您有一篇文章《我要执拗地做诗人》。您现在还写诗吗？
铁凝：诗歌是我从小的情结，插队的时候也写过诗，还发表过，但是写得很难看。所以我开玩笑说，写不好诗了，只好写小说。我把诗看得很高。诗人对语言的珍惜和苛刻，特别值得小说家学习。如果小说家不断对自己保持警惕，就应该向诗人学习他们对语言的挑剔和讲究。君特·格拉斯说，好的小说是从诗里诞生的。到今天我也一直喜欢诗歌，包括获得诺奖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只是现在变成了诗的欣赏者。
舒晋瑜：早期的文学训练对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铁凝：当时也许自发的成分更多。最早是从写日记开始的，我从小学就喜欢写日记，不觉得是负担。阅读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训练，在当时中国文化荒凉的背景下，偷着读了很多禁书、书店里被下架的书，还读了一些被“批判”的名著，也许这些都可算作最初的文学准备。写儿童文学，是因为那时自己也就是中学生，刚从小孩儿脱胎出来，相对自然的，你关注的就是跟你年龄差不多的群体。长大了之后，到了这般年纪才知道，儿童文学其实不好写。
二
舒晋瑜：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曾经称您是“婴儿作家”，是否与早期的作品纯净温暖的特质有关？
铁凝：有一个具体的背景，我是那一届中国作协理事里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社会刚刚解冻，文学充当了先锋，冲在了最前面，作家们率先以一批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对整个民族的伤痛起到了疏通、宣泄、抚慰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反思的、启蒙的文学都是相对比较沉重的主题，《哦，香雪》的出现，让读者感到一点清新，也有一点辛酸，但是没那么沉重。我用这样的方式传递一种当时民族和国家清新的、向上的、明丽的气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成《红衣少女》，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记得1985年在作协一次聚会上，我正好和夏洐先生在一张桌上吃饭。我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夏公对我说：“铁凝，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很喜欢《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我很激动，语无伦次，说了些什么也都忘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力主《红衣少女》得奖的，因为他从中看到了青春的力量。
舒晋瑜：在您成名之后，读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铁凝就应该写这样的作品，甚至认为作者也应该像主人公香雪那样纯净透明；一类期待作者有所变化。您自己怎么想？
铁凝：提出这些问题的都是关爱我的人。《哦，香雪》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都是我在当编辑之余写的，香雪是乡村的女孩子，安然是城市的中学生，身上也有单纯和诚实，更多的是反叛的意识。那时评论家雷达评论说，安然脸上有笑容，但不是傻笑了，对于不加思考地灌输给她的东西，她会说不。外在的表现就是衣服外面的扣子。那是迄今我接到读者来信最多的，很多中学生来信说，他们觉得不被家长和老师理解，看了以后觉得被人理解了。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引起大的讨论，当时在南方一些城市，电影里安然穿的红衬衫还挂在服装店，挂一个大牌子：“安然服已到货”，这也说明了其社会影响。我并不想夸大作品本身，作品本身没有那么强大，作品产生的影响说明当时中国社会欣欣向荣、呼唤着一种生机，民族的方方面面的复兴和生发，整个民族的开放，也给一大批人带来了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性。我作为写作者有强烈的感受，那是有感而发写出的作品。
三
舒晋瑜：您说过，一个作家应该在千变万化的生活中保有自己心灵当中最宝贵的那些东西，有坚守这份东西的勇气；同时也应该有回过头来打倒自己的勇气，用新的作品打倒以前的作品。从1975年发表文学作品开始算起，您认为自己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进步？有评论以1988年您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为界线，认为您的风格由清新转型为凝重，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的一面，并且开始走向成熟。您这么认为吗？
铁凝：写《玫瑰门》我耗尽心力，这跟人物原型有原始的模特有关，虽然创作是虚构的文学创造，但是涉及家族的人物，有感情的纠结，个人的感情色彩注入太多，投入很多情感的积累。写了6万字之后我觉得把主人公漫画化，伤害了文学人物的塑造，全部推翻重新开始。我力图摆脱女性的视角，希望自己能获得第三性视角。
《玫瑰门》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写完之后，我跟主人公经历了一场精神和灵魂层面的跋涉。现在我仍然认为是我至关重要的长篇，不是顺应了某种时尚。《玫瑰门》1988年发表，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说，这部作品标志着铁凝的成熟，另一种声音呼喊：单纯的铁凝去哪里了？
舒晋瑜：在您的作品中，《无雨之城》似乎是被关注相对较少的作品？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铁凝：《无雨之城》盗版比较多，我一位亲戚在南方的渔船上还买到过这本书的盗版本。可是当时《无雨之城》出来后，有人问长篇小说可以这么写吗？不是通俗化了吗？他们认为长篇小说应该是厚重的。我也受到了这些评论影响。这篇作品写得快，三个月就完成了。但是写得很累，有时候一天写一万字，一天不说话，晚上会短暂失声。
《无雨之城》是作为“布老虎丛书”的一种推出的，同时加入这套书的作家还有莫言、马原等。过去的小说概念里没有品牌。现在我仍然认为，“布老虎丛书”作为一个相对轻松的品牌系列，对推动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是有贡献的，除了沉重的、正襟危坐的小说之外，也可以寻找一些既好看又耐看的作品。我心里正有个故事，又想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抱着尝试一下的心态写《无雨之城》。
《无雨之城》不沉重，没有更深刻的内涵，但在当时销量很好。199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5卷本文集，我自己排除了《无雨之城》。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看重这部长篇的训练和实践，对之后《大浴女》的写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包括结构和叙述节奏的把握。它训练了我结构长小说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忽略它所包含的厚度和深度。
舒晋瑜：您的很多作品都伴随着争议，这其中包括2000年的《大浴女》。
铁凝：我始终坚持认为，作品涉及到性描写，是严肃的事情，非涉及不可的时候不必回避。涉及到人性的深度的层面的时候，如果绕不开它，我也愿意有节制地面对。我不是怀着低俗之心给读者添一些佐料，性也不应该成为文学的佐料。
四
舒晋瑜：近两年，您的创作更多地倾向于短篇小说。仅仅是职务与创作的冲突、时间所限吗？《伊琳娜的礼帽》、《咳嗽天鹅》、《告别语》等短篇的写作，在人性的开掘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这是您今后创作努力的方向吗？
铁凝：我不勉强自己，如果内心没有召唤，我也不刻意写作长篇。否则也属于自我虐待，更不是对文学的尊重。新的长篇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也在做写作前的案头准备，恐怕也需要我去一些应该去的地方。当然写短篇跟时间的零碎有关，我的心里必须有为同行服务的意识。如果该做的工作不做，就变成另外一种意义的自私。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这样。所以现在又到了业余状态的写作。我想，是一个写作者，你应该坚持写作。如果连写作也没有了，你拿什么和你的同行对话？如果你不是写作者，没有对文学敏感的实践，你会真的关心他们的创作状态，关心他们怎么样的心境吗？和同行之间互相讨论文学，我感到非常快乐和踏实。
舒晋瑜：现在写作的心态，跟过去比有什么变化吗？
铁凝：对于一个作家，积累到一定时候，恐怕的确要用长篇的形式才能更丰满、更深厚、更完整地表达，长篇无疑是体现作家综合能力的实践，但同时我一生也不会忽略短篇。当我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命运”；当我写作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景象”；当我写作散文时，我常常觉得我是在做人生的学徒。
舒晋瑜著作《说吧，从头说起》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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