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码摄像产品普遍出现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时候，博物馆也未能“幸免于难”，于是，关于大众能否在博物馆中自行拍照的讨论在我国文博界热烈了起来。但几乎所有的关注点都聚焦在观众应不应该拍照，而很少有人去探究为什么即使在明令禁止拍照的博物馆中，观众还是不顾警示。是什么令观众不顾阻拦一次又一次地举起了手里的相机？如果观众拍照会产生危害的话，又该如何应对解决？
观众拍照情况调查
我们通过发起一个简单的调查来了解观众在博物馆中拍照的一般情况，共有80人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90%的人在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时拍摄了照片，只有8人表示没有拍照，可见绝大多数人都有在博物馆拍摄照片的习惯。其中85%的人拍了文物相关的影像，关于建筑、自然、园林景色的占46.25%，拍人物肖像的最少。这与一般旅游景区的情况不同，观众更加看重博物馆的知识、艺术内涵，但是景色及人物照片的比例加起来也有72.5%，可知观众的取向并非单一，“观光”的需求依然很强；拍照工具方面，由于方便之故，很多观众在携带专门相机的同时也会选择用手机拍照，所以手机的使用比例高达72.5%，即是说在博物馆中“随手拍”的比例很大，这是现代人随着高清拍照手机的发展而逐渐养成的一种习惯，在生活的各种场合都很普遍，想让人们在博物馆中彻底转变是不现实的。
行为分析
调查显示在当下的博物馆中，观众自行拍照是一种主流趋势，而现实中我们也发现，即使是在有“禁止拍照”提示的博物馆，观众们还是不顾阻拦纷纷举起了相机。卢浮宫曾于2005年进行过禁止拍照的尝试，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奥赛博物馆也在2010年以营造良好展厅环境为由禁止拍照，但遭到清一色的批评，更有人怀疑此举只是为了增加馆方图录和明信片的销量。观众在博物馆拍照的行为似乎已成为不可撼动的事实，他们甚至不仅要拍照片，还要拍出各种各样高要求的照片。作为博物馆如果一味阻拦观众的需求，只会弄僵双方的关系，减弱博物馆的服务质量和社会价值，探明其行为背后的道理或许更有利于事态的发展。
1.摄影与旅游
自1839年8月19日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起，旅游就和摄影不断结合，“在一个不可逆转的、重要的双重螺旋形结构中”相互塑造着彼此。旅行是人们短期离开自己惯常生活的空间，去兴致勃勃地凝视陌生环境的过程，它短暂而陌生，人们结束旅途回到熟悉的环境时常常恍惚自己是否真的去过那个地方。而“照片可以提供证据”。翻看一张张照片时，人们就好像重新置身于那一片遥远的风景和美丽的经历之中，拍照能帮助人们把握住最不牢靠的空间，使生活中的任何非常和偶然性事件变得“铁证如山”。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是与有规律、有组织的工作生活全然不同的状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旅游是一种感性的经验，相比于理性分析而言，更倾向于是一种浪漫的欣赏。如果说悠游杂记、怀古诗篇是文人墨客记录自己旅行经验的载体的话，那么对于大众来讲，影像无疑能更加快速、灵活、简易地记录和分享这些经验，而相机就是即时制造影像的最佳工具。
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旅行文化”的时代，当观众好不容易攒足了金钱、腾出了时间去出门旅行，“不随身携带照相机那似乎就太不合理了。”照片不仅是一段经历无可置疑的证据，也是普通大众极易掌握的“历史”书写方式。
2.摄影与博物馆
不论现代博物馆的定义中有多少种社会职能，目前看来，大多数公共博馆要么将自己定位成艺术与知识殿堂，要么打造成为奢华的休闲娱乐场。以前者为代表的克利夫兰艺术馆的没落和以后者为代表的大都会博物馆的受欢迎无疑说明了一点：对大部分观众来讲，博物馆只是一个略显特殊的旅游目的地，仅此而已。
人们基于不同的目的收藏藏品，因为不同的动机参观博物馆，在博物馆拍照的原因亦是如此。调查中85%的观众拍摄了文物的照片，除了无法占有文物实体、博物馆的图册和明信片售价太贵之外，一定还有其他深层的原因。
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珍贵遗存，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见证，因承载了大量历史信息而成为学识的象征。恰好摄影因其记录的“忠实性”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了解事物的一种良好工具，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讲，即使给他们纸和笔他们也会茫然到底应该记录些什么。可是拍一张文物的照片既快捷又“全面”，会比撰写和阅读文字更容易接受。但实际上快速、不假思考地按下快门并不是什么有效的学习方式，而且博物馆自身本就缺乏联系的特质更弱化了这种学习的效果。
好在大多数观众并不是来背诵历史知识的，他们更想得到是历史的体验，其本质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情节。照片曾经“目击”过非常短促的一小段时光，但它本身并不属于时间，所以时间流逝它却保留了下来，能够让后来的人也观看它曾经观看过的往昔。所以“当我们感到害怕时，我们会开枪射击。而当我们缅怀过去时，我们会去拍摄照片。”文物因时间久远、数量稀少而进入博物馆中保存和展览，无疑是释放怀古之情的最佳对象。
照相机不仅是一台观看世界的机器，它甚至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当一件文物被拍摄成照片，就部分地遗失或改变了它本身的色彩、肌理、比例和深度，从而使将军俑和士兵俑并排站立在同一本画册上，令一架马车和一只铜鼎看起来大小几乎相当。通过对视觉对象的变形，照片使人们留意以前不易观察到的某些部分，一些被学者所不看重的特质也在摄影者的眼中显现了出来。通过特殊的打光、构图、局部模糊和细节放大，古代艺术品往往可以呈现惊人的现代主义特质，而这正好是现代观众身处的语境，它可以极大缩小今人与古物之间的隔阂，使人不自觉地产生共鸣。
摄影不仅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也使摄影者自身发生了某种“转化”。照片的内涵和拍照技术是评价一位摄影家及其作品的主要方面，而在艺术越来越弱化技术的今天，照片的内容几乎就是摄影家内涵的直接反映。博物馆起源自欧洲，一直以来就是国家权力、学者知识和艺术家天才的隐喻，就算托马斯·霍文认为现代公共博物馆应该成为引领时尚和休闲的“艺术超市”，但仍然用“珍贵、荣耀、光环”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它，“归根结底，博物馆是展现人的最高贵面目的场所之一。”
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拥有的事物来塑造自我认同，对一些人来说，视觉艺术品的收藏影响了他们界定自身的方式。有闲阶层通过阅读博物馆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从而界定自己高雅的品味和高尚的地位。大众进入博物馆中将代表人类文明的杰作拍摄下来，按下快门那一刻连摄影者自己都觉得拥有了某种高贵的特质。虽然这一简单的动作还不至于让观众将自己定义为是一个“具有历史人文关怀的摄影艺术家”，拍一张照片也并不会对文物产生多少了解，但这个行为本身含有人对自我的肯定。在拍摄一只铜簋的时候，观众当然是喜欢并认为它值得被拍下来的，不清楚簋应该怎么发音也不影响他欣赏它，好像通过这种单纯的审美，人们自身就变得喜欢艺术了。透过相机镜头，观众欣赏的并不只有艺术品，或许还有那个喜欢艺术品的自己。
可见在博物馆中，照片不仅是一场旅程的纪念，它还在记录信息、抒发情感、激起共鸣、自我转化方面发挥着作用。
观众拍照的思考
观众在旅行中有强大的拍照习惯，在博物馆中又有其他的拍照理由，就现实来讲完全禁止拍照行为是行不通的。而博物馆禁止观众拍照无非是损害文物、妨碍他人、保护版权这三种理由。但事实上关于拍照对文物的损害程度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并且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阻隔、过滤这种危害；博物馆是公共空间，即使观众不在里面拍照片，要做到完全不妨碍他人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保证良好的秩序引导和合理的空间安排就能有效避免；至于引进的临展和私人藏品，可以附加说明，在陈列上故意放置在不易被拍摄的位置等也是解决的办法。与观众习惯拍照的强势相比，馆方禁止拍照的理由显然很单薄，所以那些禁止拍照的标志尽管显眼但依然苍白无力。
既然已经不可逆转，那么正视现状、积极引导才是博物馆的明智之举。从前文调查来看，观众在拍摄文物的同时，也有近乎3/4的人拍摄了“观光”照片，如果可以在室内室外营造一些富有创意和艺术气息的景观小品、互动装置，相信此种类型的摄影比例应有不小的提高，即可满足观众的需求，又能疏散人流、减少拥堵。如遇到需要保护版权的情况，应在入口处明确标示出“私人收藏，禁止拍照”等字样，如有需要可多分派几位保卫人员加强巡视，对观众温和提醒、耐心解释。而拍照的物理危害则应加强科学研究，尽早明确危害的程度和层面，才能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说到底，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满足观众各方面正当的要求是其本应履行的职责。在拍照这件事中，只单方面限制观众的行为而不从自身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或许也体现出当下我国博物馆服务意识不强的问题。此事虽小但与观众切身相关，想更好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价值，这些小问题其实很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