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姥爷被日寇抓壮丁，挖战壕、修堡垒，还经常挨打，这一经历激发了他的革命信念。1945年，家乡解放。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姥爷积极参加除奸反霸斗争和土改运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长。1951年，姥爷的正义感遭到村中小人的暗算折磨而死，年仅45岁。那时，在七个儿女中排行倒数第二的我的母亲只有5岁。

姥爷去了，姥姥没有倒下，拉扯着七个孩子。每逢生产队里分配活，姥姥都是挑最脏最累的活干。在挣足工分的同时，奢求队长多赠点口粮，哪怕是分点剩下没人要的菜头。因为家里还有七张嘴等着吃饭呢，生活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平时姥姥从牙齿缝里挤出吃的东西，留给儿女们吃。日子虽然清贫，但一家人都在一起，足够了。

有一年，家里断了口粮，姥姥把三姨送给了人家，一个女儿只换回了二十斤玉米面。三姨送走的那一天，声嘶力竭地拉着姥姥的衣角，吵闹着说：“只要不把我送走，我不吃饭也行！”看着女儿，姥姥的心碎了，她又把玉米面还给了人家，三姨终于没有送走。若是真的送走了，相信这将是姥姥一辈子不安的事情。面对生活的艰难，姥姥拖拉着儿女们，一年一年地熬了过来。

大舅渐渐长大成人，脾气性格和姥爷一样，勤劳、正直、直爽，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替姥姥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之后，大姨、二姨、三姨、二舅也能自食其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了。挣工分的人多了，分的口粮和蔬菜也就多了，一家人终于熬出了最困苦的日子。

就在日子渐渐好起来的时候，堪称百年不遇1964年的山东特大涝灾，又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灾难。鲁北平原地区的涝灾极为严重，庄稼颗粒无收，人们挖野菜、吃树叶、啃树皮，饿死了不少人。公社下发的救济粮，寥寥无几。救济粮按人口分，每天也就二三两面。大部分人家都是将玉米面掺在野菜里蒸熟一块吃。可是，野菜、树叶挖不到了，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肚子饿得咕咕叫。

大舅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为了让大舅吃饱，大舅的大儿子华哥的口粮没有了。我没有了解到是谁想饿死华哥，是大舅，还是大舅妈，生活困难的岁月，人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本来口粮就一人二三两，一个人吃一顿都不够，何况一天不进食的人。华哥蜷缩在墙角，像是饿死的样子，大舅家也是没得办法，不饿死华哥，也得饿死其他的人。

姥姥知道大舅家的事情后，偷偷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华哥吃。姥姥没了吃的，只好啃棒子瓤。华哥有了姥姥的口粮，没有饿死。姥姥靠吃棒子瓤好几个月，救活了华哥，这是华哥一辈子忘不了的恩情。

以后的日子，姥姥家境逐渐好转起来。大舅、二舅务农，小舅参军去了福建，三个姨都嫁了人。就连华哥也在生产队里当了队长，二表哥当上了小包工头，日子不愁混了。姥姥没有了负担，由于长年累月干活，姥姥累弯了腰。从我记事起，姥姥就拄着竹棒，串门赶集，下坡干活。1993年阴历九月十三，81岁的姥姥与世长辞。姥姥的名字叫李如兰。(巩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