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霸言》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可见，古代先贤即将“以民为本”作为法治的根本，而这也正是“齐文化”法治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仕宦四十五年，始于推官、终于刑部尚书的王士禛，从事司法工作多年，正是本着“以民为本”这个理念行走官场，不仅赢得了诗友、同寅、士人百姓的尊敬，也博得了当朝天子康熙帝“人品学问俱佳”的褒扬。

（一）

可以说，“民本思想”贯穿于王士禛职场生涯的全部过程，这点可以从他写给儿子的家书《手镜》里集中体现出来，书中所出现的“人命最重”“为民请命”“便民为主”“与民休戚”等字眼，全面映射出了这位封建大僚难能可贵的“民本思想”。关于《手镜》内容已发过相关文章，此不辍述，先来看看王士禛初入仕途办理“扬州三案”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本情怀吧。

“力罢扬州琼花会”。扬州琼花，天下独绝。王士禛到任前，这里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琼花观迎春会”。对此集会活动，当地百姓怨声载道。活动开始，盛装的歌妓骑马在前，引导府僚官轿穿行街市，兴师动众，甚是招摇。仪式毕，官僚聚宴狂饮，歌妓助兴，整个活动铺张浪费，所耗资财由当地百姓均摊。新任扬州推官王士禛发现，所谓“迎春会”其实是官僚们借以享乐的一种名头，有的甚至借机谋奸取利，民怨极大，这样劳民伤财的无聊集会，让富有正义感和民本情怀的王士禛十分震惊。他向知府雷应元坦诚进谏，提出罢黜“琼花观迎春会”，以正官风。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此举不仅革除了陈弊陋习，也杜绝了当地官员借以搜刮民财的歪门邪道，维护了民众利益。 

“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扬州盐商兴起昌盛于清康乾年间。清初，“两淮”一带“其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多也”，但盐商获得多，赋税也重。当时，清朝统治者为征服全国，连年进行征伐，军事活动频繁，为保证军费来源，横征暴敛，尤以东南一带最为严重，赋税之重百倍于他省，当时著名诗人吴传业说：“顾以东南区区一隅，赋税居天下之半”，可见当时赋税之高，以至于旧赋未清，新饷又下，扬州从顺治二年至十七年，盐商累积欠税银达二万余两。也正因此，扬州盐商因久税而入狱者众多，有的还被施以重刑。由于因此案旷日持久，情况复杂，较为棘手。王士禛接案后，将其中被拘押的受株连的无辜者释放回家，然后多方募捐代为偿还税银，最后还差三千余金，他请求巡抚中丞豁免，最终顺利处结扬州积欠。

审理“通海大案”最为棘手，也因此彰显了王士禛为民作主的责任担当。他来扬州之前，江南的抗清运动一直此起彼伏，顺治十六年（1659），趁清廷大部队攻打云南的明室残部，明将郑成功与张煌言合兵，攻入长江，围江宁（今南京），收复苏、皖20余城，一时响应者甚众，但不久即兵败退守海上，所得沿江诸州县尽归清廷。收复失地后，清廷对那些曾经支持和响应郑成功的士绅百姓进行了严厉镇压，顺治十八年（1661），特派两位侍郎到南京坐镇严讯，追查江南各府州县迎降抗清队伍的人，一时株连很多人，狱中人满为患，许多地方官因审问稍有不当就被定为包庇纵容判重罪，沿江两岸一度笼罩在一片高压和白色恐怖中。王士禛接办此案后，经过缜密调查，把没有确凿证据的疑犯悉数释放，对良善者竭力保全，救了很多人。同时，严惩捕风捉影、诬告陷害的奸徒。王士禛对此案的处置，得到清廷特派大臣认可，也赢得东南沿海一带遗民和扬州士人的感激和敬重，威望大增。

不管是罢黜劳民伤财的扬州“琼花观迎春会”陋习，还是审结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以及处置“通海大案”，可以看出，民本思想正是其进行司法活动的基本指南。将民众装在心里的官吏，民众往往将其铭记在心，口口相传。扬州五年，王士禛“完钦部件八十有三”，离开扬州后，当地百姓兴建“三贤祠”，将他与历史上同在扬州为官的欧阳修、苏轼一起塑像纪念。这正应了他所说的：“居官以得民心为主，为民间省一分，则受一分之赐，诵声亦易起矣。”

纵观王士禛履历，可知，他从初仕扬州推官，到后来步步升迁，直至位例台阁，始终坚持“民本思想”，尤其是在司法活动中，“每论谳，必多方以生”，在审理案件时，坚持秉公执法，宽政慎刑，不畏强权，保证断案公正、合理。

（二）

《管子·七臣七主》中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具有扬公道、抑私念，除暴安民、兴利除弊、辩明是非等社会功能。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遵，更重要的是公正执法。只有公正执法，才能树立法的权威，发挥法的作用，也只有按法律办事，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受过良好家教、又以司法官员初仕的王士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时在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任上的王士禛参加秋审时，平反了两起冤案，将京城杨成案由故杀改成误杀，将肖儒英案由“强奸律绞”改判为“左道律斩”。

杨成系京城普通百姓，向旗人某借了一笔钱，适逢过年，杨回家给父母拜年，妻子独处家中，旗人前来索账并强奸了其妻。杨回来得知此事后去旗人处评理，旗人不讲理且殴打他，杨在被追逐过程中，情急之下顺手抄起一刀投向旗人，致其死亡。初判认为其是故意杀人，处斩。但王士禛据理力争，分析案情，认为杨只是为了自卫，应改为误杀。众官皆服其所言，使杨幸免一死。

肖儒英系湖南衡阳人，好以方术惑人敛财，盐商王子明住旅舍丢失300金，重金悬赏偷盗之人，肖便利用骗术谎称已找到偷盗之人，并率领一批地痞流氓闯入旅居衡阳的江西士人旷鼐家中，对其进行诬陷拷打并强奸了其妻。此案发后，初审以强奸罪判肖某绞刑，但王士禛认为只判肖某绞罪太轻，还应加上以左道惑众，当斩。第二年秋审时，他再次对此案进行申述，终将肖儒英当众斩首，为民除了害。

这年九月，在审理旗人克什图私造假契、诬陷平民张希仁卖身一案时，王士禛不畏权势，公平断案，还了张希仁一家清白。克什图是清朝皇室的旁支子孙，从四川随征回京，至陕西凤翔时患了毒疮，病情十分危急，当时中医张希仁对其进行了有效救治。病愈后克什图便将张家一共11口人带入京城。为实现长期利用张家医术获利目的，克什图便伪造了假契约，诬陷张家人系卖身投靠。张家人不堪其虐待逃回陕西，克什图便以逃人罪将其告到官府。部议将张家人立即捉拿归案，但经王士禛及满官认真审理后，判决张氏无罪，回原籍，恢复身份。克什图大怒，向掌管宗人府的郡王申诉，但在事实面前，克什图最终败诉，被革职鞭责，原判得以维持，还了张家人一个公道。

清初，一些官僚机构往往借故拖延结案时间，增加审判程序，以便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由此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凡经主管部门判处的死刑大案，通常要经过九卿评议，但在多数官员心目中，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但王士禛参与评判时，“不敢缄口”“侃侃言之”。作为刑部大臣，他还多次上奏朝廷放宽执法尺度，在量刑方面主张宽大，特别是对死刑的定审强调务必慎重行事。经过他的审定，“改正全活者甚众”。为了做到谨慎刑狱，每次审理之前，他都深入研究案情，反复剖析，常至夜半。《居易录》记载，经他据理力争，得以改变原判，公正处理的大案，还有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等数十起。据其《自撰年谱》载，他调兵部不久，经反复斟酌，并借鉴前任经验，拟定了若干放宽执法尺度的条例，最终获得批准颁行天下。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十九日（前一天即三月十八日为万寿节，大赦天下）王士禛“赴畅春苑，启奏刑部释放囚犯800余人，是日请旨，御批又减等21人。”

王士禛妹婿曾向他请教过为官之道，他说：“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王士禛将对“民”负责当作从政出发点，足见“民”在其心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也正因此，他在司法过程中，常怀与民休戚之心，谨慎断案，从不滥用刑法，因此赢得了政声与民心。

王士禛在扬州推官任上时，曾受到过一次小打击，“近为极没要紧事部议罚俸一年，又事在客冬，而独不援赦。”因为“极没要紧事”被罚俸一年，踌躇满志的王士禛有些恢心失意，这时，深明大义的母亲对他说：“人命至重，汝但心存公恕，升沉非所计也。”所谓“公恕”，即为“公正宽厚”之意。母亲的意思很清楚：人命关天，司法官员的“公恕”与否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从此以后，王士禛牢牢记住了母亲的话，认真履职，谨言慎行，公正司法，洁身自好，为官四十余年，除三四次小挫折外，仕途可谓顺风顺水，累官至兵部尚书，加之其文名卓著，文政兼优，可谓羡煞时人。虽然在年近七旬的兵部尚书任末，“以瞻徇夺官”“降三级调用”，但六年后，“（康熙）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由此可见，他在康熙皇帝心目中还是很有份量的。

要之，身为清初文坛领袖的王士禛，在一生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始终秉承“以民为本”司法理念，恪尽职守，严格司法，公正廉洁，不仅仅为自己赢得了良好政声，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司法案例。在历经了岁月沧桑和时代变迁后，其司法理念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其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启迪意义，也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包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