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民即不负国 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看王士禛如何践行“以民为本”法治思想

发布日期:2018-07-25 09:40:49浏览次数:字体:[ ]

《管子·霸言》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可见,古代先贤即将“以民为本”作为法治的根本,而这也正是“齐文化”法治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仕宦四十五年,始于推官、终于刑部尚书的王士禛,从事司法工作多年,正是本着“以民为本”这个理念行走官场,不仅赢得了诗友、同寅、士人百姓的尊敬,也博得了当朝天子康熙帝“人品学问俱佳”的褒扬。


(一)


可以说,“民本思想”贯穿于王士禛职场生涯的全部过程,这点可以从他写给儿子的家书《手镜》里集中体现出来,书中所出现的“人命最重”“为民请命”“便民为主”“与民休戚”等字眼,全面映射出了这位封建大僚难能可贵的“民本思想”。关于《手镜》内容已发过相关文章,此不辍述,先来看看王士禛初入仕途办理“扬州三案”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本情怀吧。

“力罢扬州琼花会”。扬州琼花,天下独绝。王士禛到任前,这里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琼花观迎春会”。对此集会活动,当地百姓怨声载道。活动开始,盛装的歌妓骑马在前,引导府僚官轿穿行街市,兴师动众,甚是招摇。仪式毕,官僚聚宴狂饮,歌妓助兴,整个活动铺张浪费,所耗资财由当地百姓均摊。新任扬州推官王士禛发现,所谓“迎春会”其实是官僚们借以享乐的一种名头,有的甚至借机谋奸取利,民怨极大,这样劳民伤财的无聊集会,让富有正义感和民本情怀的王士禛十分震惊。他向知府雷应元坦诚进谏,提出罢黜“琼花观迎春会”,以正官风。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此举不仅革除了陈弊陋习,也杜绝了当地官员借以搜刮民财的歪门邪道,维护了民众利益。 

“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扬州盐商兴起昌盛于清康乾年间。清初,“两淮”一带“其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多也”,但盐商获得多,赋税也重。当时,清朝统治者为征服全国,连年进行征伐,军事活动频繁,为保证军费来源,横征暴敛,尤以东南一带最为严重,赋税之重百倍于他省,当时著名诗人吴传业说:“顾以东南区区一隅,赋税居天下之半”,可见当时赋税之高,以至于旧赋未清,新饷又下,扬州从顺治二年至十七年,盐商累积欠税银达二万余两。也正因此,扬州盐商因久税而入狱者众多,有的还被施以重刑。由于因此案旷日持久,情况复杂,较为棘手。王士禛接案后,将其中被拘押的受株连的无辜者释放回家,然后多方募捐代为偿还税银,最后还差三千余金,他请求巡抚中丞豁免,最终顺利处结扬州积欠。

审理“通海大案”最为棘手,也因此彰显了王士禛为民作主的责任担当。他来扬州之前,江南的抗清运动一直此起彼伏,顺治十六年(1659),趁清廷大部队攻打云南的明室残部,明将郑成功与张煌言合兵,攻入长江,围江宁(今南京),收复苏、皖20余城,一时响应者甚众,但不久即兵败退守海上,所得沿江诸州县尽归清廷。收复失地后,清廷对那些曾经支持和响应郑成功的士绅百姓进行了严厉镇压,顺治十八年(1661),特派两位侍郎到南京坐镇严讯,追查江南各府州县迎降抗清队伍的人,一时株连很多人,狱中人满为患,许多地方官因审问稍有不当就被定为包庇纵容判重罪,沿江两岸一度笼罩在一片高压和白色恐怖中。王士禛接办此案后,经过缜密调查,把没有确凿证据的疑犯悉数释放,对良善者竭力保全,救了很多人。同时,严惩捕风捉影、诬告陷害的奸徒。王士禛对此案的处置,得到清廷特派大臣认可,也赢得东南沿海一带遗民和扬州士人的感激和敬重,威望大增。

不管是罢黜劳民伤财的扬州“琼花观迎春会”陋习,还是审结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以及处置“通海大案”,可以看出,民本思想正是其进行司法活动的基本指南。将民众装在心里的官吏,民众往往将其铭记在心,口口相传。扬州五年,王士禛“完钦部件八十有三”,离开扬州后,当地百姓兴建“三贤祠”,将他与历史上同在扬州为官的欧阳修、苏轼一起塑像纪念。这正应了他所说的:“居官以得民心为主,为民间省一分,则受一分之赐,诵声亦易起矣。”

纵观王士禛履历,可知,他从初仕扬州推官,到后来步步升迁,直至位例台阁,始终坚持“民本思想”,尤其是在司法活动中,“每论谳,必多方以生”,在审理案件时,坚持秉公执法,宽政慎刑,不畏强权,保证断案公正、合理。


(二)


《管子·七臣七主》中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具有扬公道、抑私念,除暴安民、兴利除弊、辩明是非等社会功能。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遵,更重要的是公正执法。只有公正执法,才能树立法的权威,发挥法的作用,也只有按法律办事,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受过良好家教、又以司法官员初仕的王士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时在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任上的王士禛参加秋审时,平反了两起冤案,将京城杨成案由故杀改成误杀,将肖儒英案由“强奸律绞”改判为“左道律斩”。

杨成系京城普通百姓,向旗人某借了一笔钱,适逢过年,杨回家给父母拜年,妻子独处家中,旗人前来索账并强奸了其妻。杨回来得知此事后去旗人处评理,旗人不讲理且殴打他,杨在被追逐过程中,情急之下顺手抄起一刀投向旗人,致其死亡。初判认为其是故意杀人,处斩。但王士禛据理力争,分析案情,认为杨只是为了自卫,应改为误杀。众官皆服其所言,使杨幸免一死。

肖儒英系湖南衡阳人,好以方术惑人敛财,盐商王子明住旅舍丢失300金,重金悬赏偷盗之人,肖便利用骗术谎称已找到偷盗之人,并率领一批地痞流氓闯入旅居衡阳的江西士人旷鼐家中,对其进行诬陷拷打并强奸了其妻。此案发后,初审以强奸罪判肖某绞刑,但王士禛认为只判肖某绞罪太轻,还应加上以左道惑众,当斩。第二年秋审时,他再次对此案进行申述,终将肖儒英当众斩首,为民除了害。

这年九月,在审理旗人克什图私造假契、诬陷平民张希仁卖身一案时,王士禛不畏权势,公平断案,还了张希仁一家清白。克什图是清朝皇室的旁支子孙,从四川随征回京,至陕西凤翔时患了毒疮,病情十分危急,当时中医张希仁对其进行了有效救治。病愈后克什图便将张家一共11口人带入京城。为实现长期利用张家医术获利目的,克什图便伪造了假契约,诬陷张家人系卖身投靠。张家人不堪其虐待逃回陕西,克什图便以逃人罪将其告到官府。部议将张家人立即捉拿归案,但经王士禛及满官认真审理后,判决张氏无罪,回原籍,恢复身份。克什图大怒,向掌管宗人府的郡王申诉,但在事实面前,克什图最终败诉,被革职鞭责,原判得以维持,还了张家人一个公道。

清初,一些官僚机构往往借故拖延结案时间,增加审判程序,以便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由此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凡经主管部门判处的死刑大案,通常要经过九卿评议,但在多数官员心目中,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但王士禛参与评判时,“不敢缄口”“侃侃言之”。作为刑部大臣,他还多次上奏朝廷放宽执法尺度,在量刑方面主张宽大,特别是对死刑的定审强调务必慎重行事。经过他的审定,“改正全活者甚众”。为了做到谨慎刑狱,每次审理之前,他都深入研究案情,反复剖析,常至夜半。《居易录》记载,经他据理力争,得以改变原判,公正处理的大案,还有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等数十起。据其《自撰年谱》载,他调兵部不久,经反复斟酌,并借鉴前任经验,拟定了若干放宽执法尺度的条例,最终获得批准颁行天下。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十九日(前一天即三月十八日为万寿节,大赦天下)王士禛“赴畅春苑,启奏刑部释放囚犯800余人,是日请旨,御批又减等21人。”

王士禛妹婿曾向他请教过为官之道,他说:“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王士禛将对“民”负责当作从政出发点,足见“民”在其心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也正因此,他在司法过程中,常怀与民休戚之心,谨慎断案,从不滥用刑法,因此赢得了政声与民心。

王士禛在扬州推官任上时,曾受到过一次小打击,“近为极没要紧事部议罚俸一年,又事在客冬,而独不援赦。”因为“极没要紧事”被罚俸一年,踌躇满志的王士禛有些恢心失意,这时,深明大义的母亲对他说:“人命至重,汝但心存公恕,升沉非所计也。”所谓“公恕”,即为“公正宽厚”之意。母亲的意思很清楚:人命关天,司法官员的“公恕”与否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从此以后,王士禛牢牢记住了母亲的话,认真履职,谨言慎行,公正司法,洁身自好,为官四十余年,除三四次小挫折外,仕途可谓顺风顺水,累官至兵部尚书,加之其文名卓著,文政兼优,可谓羡煞时人。虽然在年近七旬的兵部尚书任末,“以瞻徇夺官”“降三级调用”,但六年后,“(康熙)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由此可见,他在康熙皇帝心目中还是很有份量的。

要之,身为清初文坛领袖的王士禛,在一生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始终秉承“以民为本”司法理念,恪尽职守,严格司法,公正廉洁,不仅仅为自己赢得了良好政声,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司法案例。在历经了岁月沧桑和时代变迁后,其司法理念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其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启迪意义,也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包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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