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古斋”御书匾额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年），王士禛在刑部任职。四月六日，康熙御赐信古斋额给王士禛。王士禛十分感激，在《香祖笔记》中记载道：康熙庚辰六月二十八日，蒙恩赐御书“带经堂”匾额，谨记于《居易录》末卷。今年任午四月六日，在蒙恩赐御书“带经堂”匾额，回忆戊午夏初蒙恩赐御书“存诚”、“格物”二匾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笔题赐堂额，荣宠愈涯。宋学士苏易简获赐飞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时辄侈为盛事。臣之蒙恩，何啻什倍。恭为摹刻，悬于蓬荜之居，而什袭御墨于宝椟，谨记颁赐年月，以示世世子孙，勿忘报称云。
　　康熙皇帝御赐“信古斋”后，王士禛的弟子著书有《御书信古斋》文曰：远甚，弥古则弥佳、而惟人心之同然，无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乱，古犹今也。五情苦乐，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此亦足见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犹浅。至周子则曰：“德配天地，古之极也”。是言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于人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复，汉、唐、宋、明之所不及者，恃之以兴。即举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于天地之间，期于德与之配而后止，则区区元会运世之迹，为同为异，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王公以信古名其斋，尝上请，得御书以赐，而命书记之，盖亦愿学孔子意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而又尝以渐不及见史之阙文为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终无改于从周。然则其于古，宜有未之尽信者。乃千百世后，可信者必曰孔子，岂非德配天地， 古之极者与？公莅民而事治，敷教而文变，掌宪而纪肃，祥刑而德洽，上信于朝廷，中信于大夫，下信于远近来游之学者与承风之民，亦可以泽今而传后矣。而犹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斋。富有所宜于古，必有所戾于今。
　　自秦以降，以秦为师，自元以降，又以元为师，未尝不称说唐虞，颂美商周。及究其行事，在上者，不但井田、封建、邈若海上神山，即元鼎、贞观、庆历诸遗事，亦谁以为可复者？在下者，不但邹鲁之道，不可再振，即濂洛关闽之学，又谁不以为迂阔而不近人情者？古道之沦胥，固其所也，然返世于古，势有甚难。若自为古人，则在我而已，公之自为古人，固天下所不疑，而深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吾知后之人论世，至今数十年间，屈指可信于公卿大夫，必曰新城王公。则公之信于古，与后之信于公，又何以异哉？
　　“信古斋”御书长151cm，宽57cm，绢体、每字440平方厘米.正中上方钦盖“康熙御笔之宝”印章一方，边宽6.5cm，朱文、篆书。裱装整件长671cm，宽65cm，卷首用丹红色纸，泥金饰二龙戏珠图案，更显其华贵气派。
　　“信古斋”御书手迹系国家一级文物，现陈列于桓台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