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花草蒙拾》初探

王渔洋的诗和神韵诗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已被学界公认，而他的词和词论却相对被人们忽略，其词学著作《花草蒙拾》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本文拟对《花草蒙拾》的成书年代及渊源做初步探讨，并以此为基点探究王渔洋词论与诗论的关系。

一

《花草蒙拾》是王渔洋读《花间集》、《草堂诗馀》所做的评论词作的札记。关于《花草蒙拾》的著作年代，吴宏一在《王士禛的词集与词论》中有如下论断：
约著成于顺治十七年以后，至康熙九年间，但根据文中所论，以及和邹祗谟，彭孙互为推毂，互为称引来看，应该著成于王氏司理扬州之时，即顺治十七年后至康熙四年间，至多晚不过几年。
吴宏一通过引证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彭孙《金粟词话》、沈谦《填词杂说》等书中的材料得出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这一年代界定过于宽泛。王渔洋在《花草蒙拾》的小序中说：“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积数十条。程强刻此集卷首，仆不能禁，题曰《花草蒙拾》。”“程”即王渔洋友人邹祗谟，“此集”指的是《倚声集》。伦明《渔洋山人著书考》云：“《花草蒙拾》一卷，王士著……刻《倚声集》卷首。” 按《倚声集》又叫《倚声初集》，是王渔洋和邹祗谟共同编选的一部词集。关于王渔洋和邹祗谟的交往，根据吴宏一的考定，邹氏在顺治十七年(1660)来到扬州，于康熙三年(1664)离开扬州赴云阳，这其间正好是王渔洋任扬州推官的五年。以后王渔洋赴北京任职，直到康熙九年邹氏死时，二人未再谋面。既然《倚声集》为二人同选，那么其成书时间当在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三年(1660——1664)间。又王渔洋《香祖笔记》卷九云：“40年前，在广陵与邹士祗谟同定《倚声集》。”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香祖笔记》“皆康熙癸未、甲申二年所记”，往上推40年即康熙二年(1663)、康熙三年(1664)。如果王渔洋所言“四十年”是确指的话，那么《倚声集》当成书于康熙二年到康熙三年间。如果“四十年”是约数，那么，《倚声集》的成书年代只能再上推几年，因为我们前面已谈到其成书年代下限是康熙三年。《花草蒙拾》刻于《倚声集》卷首，故其成书最晚与《倚声集》相同。这样再结合吴宏一的考定，可得出如下结论：《花草蒙拾》成书于王渔洋任扬州推官期间(1660——1664)，而且很有可能在康熙二年到康熙三年(1663——1664)间，这时的王渔洋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花草蒙拾》是王渔洋唯一论词专著，《倚声集》里王渔洋的序言和诸多评语也能体现出他的论词主张，离开扬州后王渔洋再很少从事词学活动。王渔洋在以后的著述中虽然也表述过其论词主张，但颇为零碎，而且与此时的主张并无多大出入。因此，王渔洋的论词主张在他涉乎“而立”之年时已基本定型。

二

《花草蒙拾》与前代词论著作特别是张炎的《词源》有密切关系。《花草蒙拾》云：“张玉田谓咏物最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而以史梅溪之《咏春雪》、《咏燕》，姜白石之《咏促织》为绝唱。”张玉田即张炎。这段文字直接承张炎的《词源·咏物》而来。取神而不弃形，咏物而不滞于物，即张炎的咏物词主张。王渔洋接受了这一标准，以之对其友人邹祗谟、彭孙的咏物词加以评论。故盛赞邹氏之《咏落花》、《咏蟋蟀》、《咏草》、《咏金钱花》、《咏白鹦鹉》诸词“不独传神写照，殆欲追魂摄魄矣”。陆辅之在《词旨》中撮述张炎的论词主张：“古人诗有翻案法，词亦然。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短，此翁(指张炎)之要诀。”王渔洋在《花草蒙拾》中亦云：“前辈谓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固是确论；尤须雕组而不失天然。”这显然是承接张炎主张而来。
实际上王渔洋和张炎在词的审美取向上有诸多一致之处。张炎认为词要雅正，“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因此对柳永、康伯可的低俗之词提出批评，同时也不满周邦彦的某些词作，认为其《解连环》、《风流子》、《意难忘》、《庆宫春》诸词的结尾是“谆厚日变成浇风也”。王渔洋也以雅正为评词之标准，《花草蒙拾》云：“牛给事‘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狎昵已极。南唐‘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本此。至‘檀口微微，靠人紧把腰儿贴’，风斯下矣。”张炎主张词要清空，他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味”。本此，张炎赞赏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批评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折下来，不成片断”。可见张炎主张的清空就是用古雅、疏快的语言，表达清幽、淡远、空灵的词境。在这一点上王渔洋和张炎可谓是声气相投。王渔洋认为：“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然不善学者，镂金雕琼，正如土木被文绣耳。”“镂金雕琼”正走向上了清空的反面—质实，因此渔洋认为那是不善学者所为。王渔洋以为，一部《花间》，妙处就在“蹙金结绣而无痕迹”，一部《草堂》，佳处就是“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这可看作是王渔洋对于“清空”最好的注释。
张炎认为词要有意趣，特别强调词不要蹈袭前人，要能创新，以新奇为贵。《花草蒙拾》中列举了大量前后因袭的词句，评判的标准就是不蹈袭前人。如：“楼上晴天碧四垂”，本韩侍郎“泪眼倚楼天四垂”，不妨并佳。欧阳文忠“拍堤春水四垂天”，柳员外“目断四天垂”，皆本韩句，而意致少减。同样是因袭，欧阳修、柳永用的是“垂天”、“天垂”与原名“天四垂”相比没有新变化，所以意致少减，而“楼上晴天碧四垂”则很有新意，所以渔洋对其肯定。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本“暖觉杏梢红’，李清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本范仲淹“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都能翻意出新，故受到渔洋的赞扬。另外在词的创作上，张炎反对强和人韵，认为那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王渔洋也有同样主张，认为“绝调不可强拟”，并且讥笑张杞的《和〈花间词〉》就像是“妄男子拟遍十九首与郊祀铙歌”。
需要说明的是，渔洋的词论还受到杨慎、王世贞等人的影响。而对于张炎的论词主张王渔洋也并未完全照搬，致使两人的论词主张有一些相左之处。如对于辛弃疾的豪放词，张炎就很不满意，认为“非雅词也”，“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而王渔洋则认为“辛词磊落”，尊辛弃疾为豪放派之首，并且认为辛词他人难乎为继。王渔洋充分肯定辛弃疾不仅仅是出于乡党之私(二人同为山东人)，更重要的是出于其对婉约豪放两派采取的兼容并蓄的超迈态度。从以上推绎可以看出，渔洋词论继承了张炎诸家的词论主张，同时又有发展，是继承和发展前代词论的产物。

三

王渔洋是清初诗坛的“一代正宗”，其神韵诗论影响极大，但其词论却相对淹而不彰。因此在谈及王渔洋词论与诗论的关系时，很多人认为是王渔洋神韵诗论影响到他的词论，王渔洋先以神韵诗论称雄诗坛，然后才移之用以论词。比如：“他的神韵，是要淡泊苍劲兼而有之，而他的词论也是以神韵为宗的……神韵说主张淡远中见苍劲，必定影响到他词的创作。” 再如：“(王渔洋)以其神韵说确立了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把神韵说用来论词，指导词的创作实践。”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王渔洋神韵诗论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他的弟子俞兆晟在《渔洋诗话序》中记载王渔洋晚年自述:
吾老矣，还念平生，论诗凡屡变……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然心忧。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
从王渔洋的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论诗主张几经变化。他早年虽标举神韵，“操唐音”，但只是一种盲目的追求；中年后，他“越三唐而事两宋”；后来为了矫正“清丽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的弊病，决心“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亲自编选《唐贤三昧集》，倡导神韵。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
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妙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二卷。
这里，王渔洋明确地表白了他与严羽诗论及司空图韵味说的承传关系，正式倡导神韵，渔洋神韵说基本成熟。以后在《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中王渔洋又多次表述其神韵说，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神韵诗论。
王渔洋的神韵诗论成熟于晚年，与严羽诗论及司空图韵味说有深厚渊源。而根据前文的论述，王渔洋的论词主张是在继承张炎等人词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他涉乎“而立”之年时已基本定型。因此，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渊源上看，说王渔洋先以神韵诗论称雄诗坛然后用以论词是不能服人的。
实际上，王渔洋在表述其神韵论时并未将诗词完全分开，而往往是诗词并举。《花草蒙拾》云：
张安国《雪词》，前半刻画不佳，给乃云“楚溪山水，碧湘楼阁”，则写照象外，故知颊上三毛之妙也。古今词人咏雪，以柳絮因风为佳话第一。自羊孚赞、陶渊明诗后，仅见此八字，银杯缟带，伧父刻画，与撒盐何殊。
王渔洋评价咏雪诗，在《居易录》中尚有有类似的一段，往往被人征引作阐明渔洋神韵诗论的材料。王渔洋认为张安国《雪词》结尾很有神韵，有“颊上三毛之妙”，然后结合诗歌中的例子来表述其观点。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羊孚赞“资清以化，乘气以霏，值象能鲜，即洁成辉”，陶渊明“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渔洋认为能够传神，特别是谢道韫之诗句渔洋更是推崇。而韩愈用“银杯”、“缟带”来形容雪，则被渔洋讥之为“伧父刻画”，和“撒盐空中差可拟”一样全无韵致。在这段材料中，诗与词都成为王渔洋表达其神韵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认为，说王渔洋神韵诗论影响到他的词论是不正确的，在王渔洋的世界里，诗和词并非是泾渭分明。王渔洋的诗论和词论应该是相互独立而又互相影响，它们共同推动了其神韵论的丰富和深化。

【作者简介】巩曰国，山东大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