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治、康熙年间，文坛上大体活跃着两类作家，一类在明代即已步入文坛，入清以后继续从事创作；另一类则是由清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实际上是两代人。由于生活经历、人生道路有所不同，创作风格和审美情趣也就必然存在着差别。陈廷敬和王士祯均属于后一类作家，他们两人的生活道路亦比较接近，况且，两位作家的创作兴趣又都偏重在诗歌。将此经历相似的二位诗人进行一番比较，辨析其创作风格的异同，对于了解清初新一代作家的情况，应该是有意义的。
陈廷敬和王士祯均出身于官宦家庭、诗书门第，具有很好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素养。两家历来都重视科举，二人前辈中入朝任职的不少，尤以王家为最。受此影响，陈廷敬和王士祯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科举出仕的道路。
当然，陈、王两家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陈廷敬的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受到过农民起义军的数次冲击，却并未遭到清兵的洗劫，因此，陈家对清王朝扫荡明末各路军事势力，定鼎中原，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入清后不久便成为拔贡生，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此种情况下，陈廷敬本人入清廷后一心侍奉新朝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在朝中数十年，尽忠尽职，政绩焕然，于户部、吏部任上，尤多建树，“所陈切中时弊，棘棘不苟同”，“所建白皆得大体”（《清史列传·陈廷敬传》），因而必然地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器重，“出入禁闼凡五十年”，成为汉族官僚中少有的仕途显达和一帆风顺者。
与陈廷敬相比，王士祯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他的家乡山东新城在明末受到过清军的重创。为了抵抗清兵，王家成员多参与当时的护城战斗，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节共三十余人，史称“壬午之难”。入清后，王士祯的祖父王象晋自称“明农隐士”，闭户不出，以遗民自居；其父王与敕以老父年迈需要照顾为由，拒绝征召，不仕新朝，这些，对少年王士祯显然都是有影响的。王士祯于顺治十二年中进士，首任职务是扬州府推官，在任上，尽管他也谨于职守，颇有政声，但主要精力却并不在仕途上。公事之余，王士祯专好与江南遗老交游，一同登览山水，诗酒聚会，留连于山水、友朋之间，以抒一己之情怀。
王士祯在仕途方面的发达始于康熙十七年，那年康熙帝单独召见了他和陈廷敬两人，并命二人赋诗进呈，结果，给予王士祯以“诗文兼优”的评价，并下诏改其原有的部曹职务为翰林官。此事与已任翰林院学士的陈廷敬之推举有相当的关系。当时，陈廷敬和在朝的其他阁僚共同举荐了这位在文学界已有不小名声的诗人。王士祯的仕途从此变得顺达，后来一直做到了刑部尚书。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王士祯任职期间的政绩并不是很突出，他只是一般的谨于职守而已。虽说，王士祯对康熙帝的超常提拔心存感激，前后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大部分的精力还是放在了文学创作和读书著述上，对于做官，实在是不甚投入。这也可谓王氏兄弟共同的处世态度，士祯的长兄王士禄就说过：“垂组彯缨，寄焉而已。”就是说，做官只是一种暂时寄身的手段而已，并不是他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这种态度，大概与王氏家族在鼎革之际的遭遇有关吧。
陈廷敬与王士祯既是朝中的同僚，又是志同道合的诗友，性格上也比较接近，均宽厚平和，乐于交友，且居官而不自傲，所以，两人之间有着许多的共同语言。从现存两人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不少相互赠答的作品，写得都很真诚，绝非敷衍、客套之类。陈廷敬一直将王渔洋（士祯号）视为知己，他在《追悼王西樵吏部兼怀阮亭》一诗中说：“海内谁知己，相思大小王。”西樵是王士祯长兄王士禄的号，士禄官至考功员外郎，死得较早，生前，他在京师与陈廷敬也有很多交往；阮亭则是王士祯的号。根据这首诗，可以看出，陈廷敬与王氏兄弟交情皆不浅。对王士祯的诗作，陈廷敬的评价也很高，认为属于陶、谢、王、孟一流，曾赋诗说：“陶谢吾生晚，斯文阨横流。非君展心目，千古谁冥搜。”（《河间道中怀阮亭》）陈廷敬后来在康熙帝面前推荐王士祯，决不是偶然的。王士祯对陈廷敬也十分敬重和推崇，他为陈廷敬午亭山庄所绘图题诗的时候说：“太行西来龙蜿蜒，析城王屋相勾连。中有岐公好泉石，风流千古两樊川。”（《题说岩相国午亭图兼留别三首》之一）将陈廷敬和唐代的杜牧并提，称“两樊川”。另外，王士祯还在《渔洋诗话》中称赏过廷敬的作品，说：“陈说岩相国少与余论诗，独宗少陵。略记其一（从略）。”陈廷敬身居宰辅，兼攻理学，主要精力其实并不在创作方面，然而，他的诗却具有相当的造诣，作为诗坛领袖的渔洋对此完全了解，因此才予以推崇。在诗学方面，他们两人也可算作知己。
作为清初新一代的作家，陈廷敬、王士祯和由明入清的诗人之间不约而同地存在相当之不同，这种不同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对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不再做正面、大量的描述和追忆，而是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稳定、繁荣的生活现实。此种转变显而易见，读者很容易便能分辨出来，它应该是由时代的变迁所造成。除去上述的这种一致性以外，将陈廷敬和王士祯的诗歌再做一下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两人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陈廷敬作品的题材主要集中在赠答、怀人、写景、思乡等方面，与本人的生活内容基本相符，体现在诗中的精神状态应该说基本上是积极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勋名苟不立，章句老此生。”（《夏日遣兴》之二）“丈夫五十如少壮，努力清时致卿相。”（《赠施砚山侍御》）立场完全站在新朝一边，充满了对新时代的期待和憧憬。相比之下，王渔洋的诗就不那么单纯。前期，以扬州时的创作为代表，他的题材主要为山水和怀古两种。诗人将审美的注意力大部分投放在山水当中，这与时代似乎就隔开了一段距离，有人认为，渔洋这是在逃避现实。此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情况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假如我们阅读过王士祯的《秋柳四章》，又阅读过他在扬州期间的一些山水作品，就会发现，自然山水也是作者表达时代感受的一种方式。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作者有时是在叹息和哀悼一个永远逝去的旧时代。这里不妨引录《秋柳四章》中的一首来印证一下: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参差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这一组诗篇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很大反响，大江南北和其诗者达数百人。有人干脆称王渔洋《秋柳》类型的作品为“伤痕文学”。当然，作者同时代的人对这一类作品一般都不予正面点评，可以说是心照不宣，但那不等于不承认其存在。可以推断，王渔洋和江南遗老的交游决不是无谓的。再将王士祯这种类型的作品跟遗民作家比较一下，应该说，他们又有所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士祯在诗中对自己的时代感受不做正面表达，你很难说他具体在讲什么，作者只是传达了一种情绪。渔洋扬州时期的怀古诗往往也有这种情况，或者可以说是览古慨今吧。应该承认，此类诗作只占了作者前期作品的一部分，渔洋还有书写其他方面的内容，特别是个人性情方面，那也占有较大的比重。总之，王士祯是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他对新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则是与陈廷敬有所不同的。
从诗歌的艺术层面来考察，陈廷敬的特点主要是学习杜甫。这一点，王渔洋已经指出来了，后人对此也多予以认可。午亭学习杜甫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五、七言律体，这部分作品在诗集中占了百分之八十，而尤以五律的成就为高。《渔洋诗话》中称赏廷敬的那一首作品正是五律。不妨引之于下：
晋国强天下，秦关限域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紫塞连天险，黄河划地雄。虎狼休纵逸，父老愿从戎。（《晋国》）
这首诗无论从气魄、力度、章法和用词上看，于杜诗均十分相近，在午亭诗集中，堪称扛鼎之作。我们从整体上观照午亭的诗，可以归纳出两个特点：一是学习杜甫的律体技法，功力较为深厚，这一点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已经指出来了；再一个就是气势雄浑，有西北之风，如上举这首。对此，人们似乎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陈廷敬的诗总体风格是平淡，此说不无道理，陈诗的情感并不强烈，且无剑拔弩张之势，多像其为人。但这不妨碍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雄浑朴厚的气度。除了五言律体之外，七言古体最能显示这一点。这里不妨再截录两首七古作品以示：
燕山蜿蜿如游龙，东将入海陵虚空。峦壑汹涌变形状，腾波赴势随飞虹。长城枕山尾掉海，海楼倒挂长城外。地坼天分界混茫，山回城转横烟霭。楼角插入大海头，巨灵触搏海怒流。呼吸万里走雷电，崭凿中涌堆山丘。（《澄海楼观海》）
拍天风滚边沙来，乱石却走如崩雷。马蹄摧裂车轮折，涂河三日鸟飞绝。野阴昼昏对面疑，猛虎在前何由知。风云接迹夔龙武，门地朝廷旧羽仪。（《涂河行》）
上引陈廷敬这一类的作品写得大气磅礴，毫无雕琢之痕，又流走自然，显露出一种非凡的气度。王渔洋称奇并欣赏的大概就是此种风格，这是他本人所不具备的。即使今天来看，陈廷敬此类诗也依然属于佳作，的确不同凡响。
王士祯固然欣赏陈廷敬的雄浑朴厚之作，但是他本人的诗歌却与之完全异趋。《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渔洋诗的时候认为：“（士祯）所称者盛唐，而古体惟宗王、孟，上及于谢朓而止。”“近体多近钱、郎，上及乎李颀而止。”此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王士祯宗法的对象主要是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派一路，风格以清秀淡远为主。从诗体方面来看，王士祯的长处乃在短章，尤其是五、七言绝句。这里不妨引录数首作品于下:
芜城西望人烟远，秋风斜日蝉声晚。青草迷离野渡横，行人指点隋家苑。（《之真州道中偶作》）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江上》之二）
苍苍远烟起，槭槭疏林响。落日隐西山，人耕古原上。（《即目》）
芦荻何萧疏，风日始清美。叶叶隔林帆，秋心满烟水。（《季夏七日舟中乍凉有秋意试笔》）
上述这些作品皆为山水诗，有意在言外、一唱三叹之效，它们代表了王渔洋的审美风格。可以说，这就是作者所标举的“神韵”之风。顺治、康熙年间，渔洋的神韵诗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仿效者不乏其人。我们将王士祯的诗歌与上述陈廷敬的作品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他们的路子大不相同，且各不相袭。关于这一点，陈廷敬自己就说过：“新城王阮亭方有高名，吾诗不与之合，王奇吾诗。益因以自负，非苟求异其才质使然也。”（《午亭文编序》）事实确实如此。陈、王二人各以自己的才性为诗，宗法对象也各不相同，故能各自成体。也正因为如此，两人才能互相钦佩，彼此欣赏。此恰恰是两位诗人胸怀的体现。
其实，陈、王二人的风格都不是始终一贯的，他们也都拥有其他的审美取向。陈廷敬晚年的一些诗篇描写自然景物，写得清新秀丽，言短味长，大有神韵之风。这里试举两首以示：
晓风吹残红，夜雨洗微绿。不愁风雨多，流花满溪谷。（《午亭诗·流花峪》）
碧落天边寺，青山有梦寻。径迷初地远，人觉化城深。猿鹤三秋意，钟鱼一昔心。到来想陈迹，黄叶满前林。（《碧落寺重游》之一）
陈氏上述作品的风格一改前期面貌，和王渔洋的作品比较接近，而且艺术造诣也很高。今人袁行云在评论陈廷敬作品的时候曾专门提到廷敬这一类的诗，称廷敬“屡至江南，游览之什，亦有明秀之致。”同样地，王士祯在中年以后，也曾一度变换短章神韵之习，改宗韩愈、苏轼，专写长篇巨制，追求雄浑的魄力和气势，诗风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出使蜀中期间创作的《蜀道集》，得江山之助，巨篇迭出，时人称其“高古雄放”，“比于韩、苏海外诸篇”（盛珍示《带经堂集序》），此一类作品恰恰跟陈廷敬的主导风格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上述情况，或许与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一定关系吧。
陈廷敬和王士祯彼此交往了一生，他们的文学交游活动和优秀篇章为康熙诗坛增添了美丽、丰富的色彩。两位作家的诗集在今天依然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它们对今人了解清代初期文人的心态也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简介】王小舒，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教授。
                   题字/耿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