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勤祠原为纪念新城王氏家族中第一位进士王重光而建,后逐渐演变成王氏家族的家祠。历经沧桑的忠勤祠成为“江北青箱”王氏家族历史传承的载体。为更好地保护忠勤祠,2010年7月,我县启动忠勤祠提升改造工程,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年内将正式对外开放。为让更多人加深对忠勤祠历史和王氏家族传承的了解,本报记者特别撰写了这篇稿件——
历经沧桑而卓然遗世的忠勤祠,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城镇而言,是历史文化的支撑点;对于“江北青箱”新城王氏家族而言,是家族兴旺与辉煌的起点;对于王氏家族现象及文化的研究者而言,永远是瞩目的聚焦点。一座古建筑就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串往事……
具有400余年历史的忠勤祠也不例外。
忠勤祠原为纪念新城王氏家族中第一位进士王重光而建。王重光1541年中进士。因奉旨入深山采木遇瘴气而卒于贵州。上闵其忠勤,以“忠勤可悯”四字评价他,并“赐祭葬”(即国葬),特加恩恤,赠太仆寺少卿,在贵州永宁敕建忠勤祠。由此,王氏后人称其为“忠勤公”。
史载,新城王氏始祖王贵,本为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人。明朝初年,王贵因躲避当地发生的“白马军乱”,只身来到新城县曹村,为一赵姓大户人家佣作,后在新城县落户成家。因诸城为古瑯琊地,所以新城王氏称其始祖王贵为“瑯琊公”。王重光便是新城王氏家族迁移来后的第四代。令他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去30年后,他的子侄在朝听政者达30余人,当时号称“王半朝”。
一个家族的兴旺与辉煌从一个人开始,延续长达200余年。
1588年,在王重光殉职后30年,以其次子户部左侍郎王之垣,长孙兵部尚书王象乾为首的后代们,认为“岁时常酹,贵州祠远,不能近祀”、“家乡无祠,雅不称成功之盛德”。于是奏得明万历皇上的恩准,于万历十六年在家乡新城又立忠勤祠。整组建筑系砖木结构,保持了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当地建筑传统艺术的最高水平。
《新城县志》记载,明末清初祠盛时,忠勤祠里碑碣林立,松柏参天,翠盖浓荫,肃穆庄严。现存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历经历史的沧桑和各种浩劫,80年代,忠勤祠建筑物只剩大厅,后厅和西厢,也已破烂不堪,其余荡然无存。为了保护这组明代建筑和珍贵石刻,各级政府先后拨款将大厅、后厅、西厢翻修一新,并修复了东厢、接待室、大门、迎门屏风等,使忠勤祠基本恢复了原貌,
现在的忠勤祠为东西跨院式建筑格局,大厅正前有两株合抱松柏两株,雌雄相依,苍劲挺拔,虬枝盘旋,蔚为壮观。院内有方碑一幢,名为“功诔碑”,为建祠时督修官员及祭者题名。方碑正上方悬石匾“三朝恤典”,内容是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对王重光的加封及赐赠。
忠勤祠正厅正中,为王重光的线刻彩绘画像,高与人等,头带乌纱帽,身穿红底绣花袍,手把玉带,端然正坐在虎皮椅上,神情庄重慈和,须髯飘拂,栩栩如生,画像出自名镌刻家之手。左、中、右3面墙镶砌着百余块碣石,记叙着王氏家族的兴起、功德、人物传记以及当时名人颂跋等。多数石刻是集选历代名家书体,刻石成文。
身后蒙受三朝皇帝恩封的王重光不仅为新城王氏家族带来无限荣耀,更重要的是其为王氏家族开启了科举仕宦之门。王重光之后,新城王氏家族走上了一条科举仕宦之路,到新城王氏第五代、第六代时,科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展至最盛,成为明代海内著名的官僚世家。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称“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明人陈继儒称:“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届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
在历史背景、外部因素(如与其他望族联姻)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王氏家族能长久不败,这显然只能从其家族内部寻找原因。也就是说,王氏家族肯定是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凝重的门风,找到了一条足以固家旺族的持久之道,才使得他们的家族具有持久的生命活力。而作为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王重光在开辟“齐鲁望族”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要实现报国之志,就要发奋读书,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上闵其忠勤”的王重光作为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极其重视对王氏后人的教育。
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曾这样记载:“忠勤公教诸子最严,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今刻石忠勤祠中,先祖方伯公(王象晋)督不肖兄弟,恒举此训,厅事屏壁间,亦皆书之。”这则家训中突出的是“道义”和“读书”四字,新城王氏家族,为官则效忠国家、清正廉洁,为文则华章叠出、著述等身,无不得益于这四字箴言。王氏后人将此家训刻石立于家祠忠勤祠。王象晋教育王士禛兄弟也“恒举此训”,并把它写在厅事屏壁间,以作时时警示。
受王氏家训的熏陶,新城王氏至第五代,科甲蝉联,多人在朝为官,蜚声海内,此时的王家已经成为当地最为显赫的 名门望族。王重光8子中有5人由科举入仕,其中尤以其次子王之垣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赫。
王渔洋的曾祖王之垣,嘉靖壬戊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他严格遵守父亲制定的家训,对后代严格教育。这从关于其三子王象晋的著述中可见一斑,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中说王象晋已大耋之年,犹“时时夜梦侍先曾祖司徒府君(王之垣),或跪受扑责,如过庭时云”。正是由于严教,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王象乾和三子王象晋均考中进士,王象乾官至一品,王象晋则著述等身。
新城王氏到了第六代,正值明末风雨飘摇的年代,但王氏家族凭借深厚的根底,在天崩地解的晚明时期达到了政治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家族中先后有10余人进士及第,史称“科甲之盛,海内新城王氏第一”。其中,王象乾、王象晋兄弟是新城王氏第六代中的佼佼者。
孝悌好学、经世治学的家风,使得王氏子孙凡科举入仕者,都不是那种株守程朱之理、死背范文,一切围绕科举转的僵固之人,他们涉猎范围广,博采众长,“于书无所不读”,是有真才实学的文人。正是这种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文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科甲翩联,而又诗人辈出。而这在王氏家族第六代中最为耀眼。
王氏家族第六代中既有名流千古的诗人王象春,也有名扬海内的农学家王象晋,但最终使家族达到巅峰的却是王象乾。正如王导之于琅琊王氏,谢安之于陈郡谢氏,王象乾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王象乾,之垣长子,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王象乾在王氏家族中官品最高、政治影响最大。他以进士出仕后,历仕五朝,官至兵部尚书。在忠勤祠正厅后面,有3间抱厦厅。是王氏后人纪念兵部尚书王象乾的祠堂,名曰“司马祠”。由于“司马祠”的兴建,忠勤祠逐渐演变成为王氏家族的家祠,成为新城王氏后人节日祭祀缅怀先祖的地方,由于其整组建筑高大、宽敞、采光好、肃静,加上门厅、柱子上镌刻着许多文采飞扬的对联,形成一种激励向上的文化氛围,对后人潜移默化中起着良好的教育作用。
在今天的新城镇,与王象乾有关的历史建筑还有四世宫保牌坊。据史料记载,四世宫保坊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目的是为了表彰兵部尚书王象乾在“总督蓟辽”、“行边视师”中功绩显赫,被朝廷晋爵为太子太保的事迹。当时朝廷追封王象乾的三代,即他的父亲户部左侍郎王之垣、祖父贵州布政使司左参议王重光、曾祖父颍川王府教授王麟。他们都因其后人王象乾对于明王朝的突出贡献,被诰赠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所以这座牌坊被称为“四世宫保坊”。牌坊古迹历经四百年风雨,至今仍是新城镇标志性建筑,仿佛仍在诉说新城王氏家族的煊赫历史。
“山雨欲来风满楼”,家族的兴衰与时局的变迁密切相关。明末,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清兵虎视眈眈,明王朝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危巢之下,安有完卵”,王氏家族在乱世中几乎遭到灭亡。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清兵至济南,新城陷落。王士禛叔父王与玫、王与朋及其儿子王士熊、王士雅皆遇难。与王家有关的亲戚朋友及家族另有十多人殉难。这样,对于新建立的清王朝来说,王氏家族就面临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环境。不能学而优则仕,他们选择了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曾任河南按察使。战乱时携带全家避地长白山,阖门谢客,亲教诸孙读书,他的父亲王与敕成了处士。即使在这种处境下,王士禛的父亲仍然没有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据史料记载,王士禛的父亲王与敕时常教育渔洋及其兄弟“为国效力,泽延后嗣”,并“绘方伯公(王象晋)生平出处事迹为二十四图,以示后人。”通过这件事不难看出其父的良苦用心。
王氏家族第八代子孙大多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他们目睹了战争的残暴、家族的血泪,在废墟之上重振昨日风流的使命就落在了他们身上。家族昔日的荣耀给了他们以极大的优越感和自信心,王氏子孙迅速摆脱了家族一度消沉的窘境,于顺治、康熙两朝中共有八人得中进士,以致钱谦益不禁慨叹:“新城王氏门第,大振于灰尘烟烬之余。”但此时最著名的,仍旧是文科进士王士禛。
王渔洋自扬州府推官历任十六个官职,累官至刑部尚书,一生飞黄腾达,但他以“清、慎、勤”为做官原则,虽官高权显,却谨小慎微,从严为官,倾心于诗文创作,至老不倦。乃至他死后,时人用“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来表达悲哀。可以说,王渔洋使王氏门庭重振于明清易代的战火灰烬之中,并且将王氏在文坛上的影响推向极至。
忠勤祠另一个主题建筑池北书库,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命名。王士禛一生编纂著述颇丰,多达一百二十余种,五百六十多卷。《池北偶谈》就是他其中的一部笔记型著作。据王士禛自序称“予所居先人之敝庐,西为小圃,有池焉、老屋数檩在其北。余宦游三十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纸庋置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冬日的忠勤祠宁静中透着历史的凝重,斯人依然逝去,遗迹尚存。临着春风,心潮时而澎湃,时而惆怅:千古兴亡,百年悲欢,一切皆是过往……但新城王氏家族后人依然踏寻着先贤的道路,秉承读书家训,以报国济民之心,续写着新的历史。
(杨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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