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廉颇和蔺相如，习以为常的看法是蔺相如智勇双全，国家柱石，又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廉颇心胸狭小，但又过而能改。总之，蔺相如是花朵，廉颇只是衬托花朵的小草。
　　我有不同想法。
　　我想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蔺相如之功到底有多大？
　　秦国提出以城换璧的要求，赵国君臣迟疑不决，在此情况下，蔺相如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赵国君臣为什么迟疑呢？“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也就是既舍不得一块璧，又担心秦兵来攻击。这时，蔺相如提出的方针是“宁许以负秦曲”，也就是要答应这件事，不给秦国提供攻赵的借口。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对头的，在国力悬殊的客观现实下，保存自己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挑起战火。但是蔺相如到了秦国，有没有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呢？
　　没有。
　　蔺相如在秦王“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并“许斋五日”的情况下，却派人把和氏璧偷偷地送回赵国，这一做法貌似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实际上授人以柄，与当初干脆拒绝秦国（以璧换城的要求）的做法相比，显然更理亏。秦国若以此为借口兴兵伐赵，其合理性恐怕比当初要大得多。秦兵最终没有动武，那只不过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罢了。不久之后，秦国连续两次对赵用兵，赵惠文王十八年，攻陷石城，次年，又击杀赵国两万人，这样的结果是否与蔺相如的做法不当有关系呢？
　　蔺相如第二次立功，是在渑池之会上。这次渑池会，蔺相如立了什么功呢？简单点说，无非是逼着秦王“为一击缶”。这的确是针对秦王“令赵王鼓瑟”的傲慢行径采取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打击了秦国君臣的嚣张气焰。
　　除此之外的意义又有多少呢？没有，不但没有，甚至会产生可怕的负作用——激起秦王杀戮之心。秦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只是“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统观蔺相如的这两大“功劳”，其实都很牵强。
　　毫无疑问，蔺相如极其勇敢，也很有些聪明，但是，作为一个外交人员，最重要的并不是“璧有瑕，请指示王”的小聪明，也不是“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的拼命三郎似的勇敢，而是沉着隐忍，顾全大局。
　　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针对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众情绪激昂，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顾维钧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这才是一个外交家应有的气度和智慧。反观蔺相如的言行，动辄以“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来要挟对方，气魄似乎很豪迈，看客一时也很过瘾，然而，却是在玩火。一再玩火而未成为火灾，那实在是因为他的运气好。
　　那么，赵惠文王为什么这么高看蔺相如，一再提拔重用，直至“拜为上卿”呢？
　　这其中的奥妙恐怕在于：蔺相如的所作所为虽然未必给赵国百姓带来长治久安，却都事关赵惠文王的面子。完璧归赵“听起来很美”，逼秦击缶更是长了赵王的脸，正所谓干活干在了当处，也许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想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廉颇的错误到底有多大？
　　提着脑袋闹革命的大将廉颇对于蔺相如的飞速升官心怀不满是不是有其合理性呢？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廉颇这样的名将，其价值无疑是巨大的。蔺相如以极可能给赵国百姓带来杀身之祸的代价换来了赵王的面子，仅仅凭着这一点，就做到了上卿，官衔超过了大将廉颇，这又怎能让人尤其是廉颇这样的“粗人”服气呢？
　　廉颇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又宣言说：“我见相如，必辱之。”从这些话看出，廉颇有了不满就咋咋呼呼，直言直行，实在不是那种城府极深的妒贤嫉能者，他的话不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还暴露了轻视人家出身的门户思想，给人留下话柄。其实“徒以口舌为劳”不是关键，“素贱人”也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蔺相如的功劳没有大到这等程度。
　　破格提拔的理由不充分，劳苦功高的大将当然有不满的权力，这是人之常情。既然如此，我们对廉颇，又怎能以“心胸狭小”来指责他呢？
　　和谐自然是要追求的，那么从蔺相如这一面来说，追求和谐、化解矛盾的办法又有哪些？我以为应对之策有三：积极的做法是主动与廉颇交流，不妨敞开心扉谈一谈“官衔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未必与能力成正比”，再说明将相和睦的现实意义；消极的做法是一避再避，不与冲突，等他自己明白过来；反动的做法是利用职权，利用大王的宠信，找个茬灭了他。
　　蔺相如没有采取上策，他取的是中策，其心胸气度由此可以窥知一二。倒是廉颇接下来的言行让人大为感动。当他明白现在的情形下如果跟蔺相如闹别扭会影响到赵国的安定时，毅然“肉袒负荆”，亲自到蔺相如的家中谢罪，这样的做法，不是一般的顾全大局的人能做到的。毫无疑问，“引车避匿”易，“负荆请罪”难！而且这中间的难易之别相差何其大哉！
　　然而，长时间以来，我们的舆论津津乐道蔺相如的容人之量，把廉颇的负荆请罪看成是蔺相如容人精神感召的必然结果，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庆幸的是，蔺相如毕竟不是小人，没有骄横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没有狂傲到“先私仇而后国家之急”的地步，所以也就没有采取第三种反动的对策。倘若换作他手下的那些深以“引车避匿”为羞、逼着主子采取措施的“舍人”，也许会是另一种结果了吧？
   （逯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