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城镇城北村村碑题字在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引起关注，题字者是原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孙承佩，他的祖籍正是城北村。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正在搜集有关孙承佩的资料，将孙承佩研究作为一项重要课题，并在其网站主页开辟孙承佩研究专栏。作为桓台籍的领导干部，孙承佩为国家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研究孙承佩对于完善桓台文史资料有何意义？记者就此到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及城北村进行了深入采访。

从“一二·九”运动到九三学社 

      “孙承佩原名耿殿文，1915年出生于新城镇城北村，1990年逝世。早年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主委魏会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孙承佩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提案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党的统一战线和宣传文化工作的忠诚战士。”
       自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就已着手对孙承佩进行详细研究。《孙承佩文集》、《战时苏联游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这些与孙承佩有关的书籍便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资料。
       “解放后，孙承佩曾长期主持九三学社中央工作，为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魏会东告诉记者，“桓台有这样一位倾身革命和统一战线的人物，我们感到很自豪。”
       孙承佩于1924年至1929年在桓台县立第一小学学习，1930年考入设在青州的山东第四师范学校，由于他天资聪敏、智力过人，在该校就读4年后即以优异成绩被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录为公费生。受新文化思想影响，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他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进步书刊，并于1935年在李达教授的指导下，与同学创办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刊物《新论坛》。
       进入大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孙承佩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成为进步学生的骨干。1935年，他不仅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而且组织进步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正是由于在这次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他于1936年被选为北平学联执委，并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5年，他经人介绍加入民盟，1946年又参与组建九三学社，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1954年始，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从1959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长达23年之久。期间，他曾多次参加或带领政协考察组赴地方调研，多次参加政协代表团赴国外访问，推动了政协与国外对等机构的联系。
       孙承佩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于九三学社和统一战线工作。他的夫人骆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承佩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向组织上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从1946年冬至1979年，我们一直住在西单东铁匠胡同的平房内，没有暖气和卫生设备。当时，北京市负责同志看到我们的住房条件差，安排我们搬到红霞公寓去住，承佩没有同意。此后，他又多次谢绝有关领导同志的安排。他常说，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解放前强多了，不必再给组织添麻烦。直至他年事已高，哮喘病经常发作，才搬到条件较好的复外大街楼房中来。

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光明日报》五大创刊人之一

       孙承佩早年从事新闻工作，上世纪40年代初即成为战时陪都重庆的知名记者，日本投降后他又在北平编辑《新闻评论》这一影响很大的新闻刊物。
       1943年，他来到浓雾弥漫的重庆。重庆在当时是国民党政治统治的中心，斗争十分尖锐，情况异常复杂。他担任《新蜀报》主笔，撰写国际时事评论和通讯等。《新蜀报》是民办的报纸，思想倾向进步，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此供职。在重庆工作两年后，他与同在报社工作的骆瑛相识并结婚，地点是非常有名的重庆红岩嘴。
       “当时，周恩来曾在红岩嘴接见过许多进步人士和知名人士，现在那里已经是一处有名的红色旅游圣地。”魏会东说。
       在重庆期间，孙承佩还为《文汇周刊》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和夫人骆瑛来到北平，以在北平美国新闻处任职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们联合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东城本司胡同的两间平房内开展反蒋、反内战工作，外界有人称这里为“红房子”，引起特务的注意后，他们立即解散。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为筹建《光明日报》，中央统战部于1949年委派孙承佩、吴永英、冯烨等进行《光明日报》的试刊工作，他们依托接管的《世界日报》的房屋、设备、印刷厂等，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试刊任务。5月9日，《光明日报》筹委会正式成立，由胡愈之、章伯钧、萨空了、孙承佩和林仲易五人组成，6月16日，《光明日报》正式出版，胡愈之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孙承佩任采访部主任。
       1951年7月，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朝鲜举行，孙承佩以《光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采访，他发回的报道多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位置，有的被《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1952年，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他冒着危险，再次作为《光明日报》特派记者奔赴朝鲜前线采访，以铁的事实揭露了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证。
       1954年，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孙承佩以《光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与会，采写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则通讯经新华社转发，在全国各大报纸登出。
      1954年，他还兼任《新建设》杂志代总编辑，1955年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翻译多部进步书籍，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谙熟英文，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注意将翻译作为从事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介绍引进国外进步书籍。
       早在1945年，他就翻译了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战时苏联游记》，由重庆中外出版社出版，后于1946年由北平中外出版社再版，1947年在东北、华北、华东三个解放区相继出版，此书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人民，起到了鼓舞与激励的作用。1988年，又经华夏出版社再版。
       1945年，英国著名记者斯坦因的名作《红色中国的挑战》在纽约出版，该书主要介绍了延安及边区的情况，是介绍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一本好书。1946年2月，孙承佩接受党组织委托，开始翻译此书。为避开国民党当局的追查，出版社化名为上海希望书店，译者化名“李凤鸣”。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国统区读者的极大兴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国民党极力追查译者的真实身份，故再版时书名改为《新中国的成长》。这两本书，已被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收录为研究孙承佩的重要书籍。
       此外，他还翻译了《马克思与工会》、《列宁论托尔斯泰》、《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等著作。

为城北村题字

       2月19日，记者在城北村见到了孙承佩的表弟王淇。这位84岁的老人向记者回忆起儿时与表哥的生活场景。
        “孙承佩比我大15岁，上学读书时学习成绩就在班里名列前茅，是考上北大的为数不多的应届毕业生。”王淇告诉记者，“记得当时他考上北大后每年寒暑假都来我家玩，那个时候我才七八岁，为哄我玩，他经常给我讲故事、讲笑话。”
       革命战争时期，王淇便很少见到表哥了。建国后，孙承佩曾多次来桓台探亲，在王淇的印象中，孙承佩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回到家乡桓台。王淇也曾收到表哥的来信，但很遗憾书信没有保存下来。1960年，在烟台地委工作的王淇因公去北京，才有机会与孙承佩见过一次面。
       现在，城北村还有孙承佩的堂弟耿殿清，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曾向他征集关于孙承佩的有关资料。
       目前，能找到的与孙承佩有关的历史遗存，那就是城北村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个村庄相继建立村碑，以标明村庄的隶属、来历等基本情况。城北村牟际恭老人带头为修建村碑捐款，并提议找村里有德望的人题字。牟际恭原本想请中国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牟紫东题词，无奈牟紫东当时已卧病在床。牟际恭就给已在北京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孙承佩去信，希望孙承佩能题字。一月之后牟际恭就收到了孙承佩的回信和题字，孙承佩在信中说：“际恭老乡亲：我不会写字，我写得不好。你让我写我不得不写。如果能用就用，不能用我就另写。”这就是如今村碑上刻着的“新城城北村”几个字，落款孙承佩。      （伊丕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