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初康熙朝的诗坛领袖，王渔洋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清康熙三十九年，王渔洋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其中的大部分诗作选自《蜀道集》《南海集》《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他“典试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歌创作的精华。
    康熙十一年六月，39岁的王渔洋在户部担任福建司郎中，奉命出典四川乡试。《渔洋山人文略》卷一《四川乡试录序》：“皇上御极十有一年，天下当复贡士于乡。礼臣列名以清，仰荷睿裁，命臣士禛、臣日奎典试西蜀。”
    康熙十一年，王渔洋从七月离京到十一月返回，在这段时间里，王渔洋除了完成典试四川的工作——“得杨兆龙等四十二人”外，还沿途创作诗歌350余首，结集为《蜀道集》。
    在典试四川的旅程中，王渔洋游览了沿途很多的大川名山，并依据沿途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蜀道驿程记》。对这本书的写作原因，王渔洋在《居易录》中说：“ 康熙壬子，予以户部郎中奉命典四川乡试，所过名山，……舟车遄发，迫于王程，或至或不至，凡登望皆有诗，为《蜀道集》，又别为《蜀道驿程记》四卷。施愚山侍读、曹峨眉（禾）祭酒、徐东痴（夜）隐君序之。”
    对于《蜀道驿程记》这本书，四库存目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壬子，士祯为四川乡试正考官，记其来往所经。上卷自京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河南新乡县止。盖士祯是年於新乡闻讣旋里，未及还京故也。中多辩证古事，较士祯他行记颇为精核。盖他行记一时笔录，此则越二十年至康熙辛未始补成之。检阅修改，历时既久，考订自为详密耳。”（王渔洋名士禛，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追改士正，到乾隆时，乾隆认为“正”“禛”相差太远，恐流传日久，后人不知为何人，诏改士祯，补谥“文简”。）
    王渔洋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在于诗，其实他的散文也是洋洋巨著，丰富多彩的，不过为“诗名所掩”，不像诗歌那样为人称道罢了。在入蜀途中，王渔洋将自己的路线行程按时间先后，创作完成了《蜀道驿程记》和《秦蜀道驿程后记》，给后来人留下了宝贵的真实材料。王渔洋在入蜀途中还创作完善了《陇蜀余闻》，《陇蜀余闻》完善了《秦蜀道驿程后记》中的记载。王渔洋的书中笔记大都是作者在蜀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不但为我们了解当时蜀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现实，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丰富资料，而且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与《蜀道驿程记》相比，王渔洋亲自编选的《蜀道集》更为学界所瞩目。康熙十一年，王渔洋奉命典试四川入蜀，陟云栈，逾巴阆，羊肠鸟道，十步九折，往返万里，所经山川塞厄多有秦汉以来的名胜古迹，登临凭吊，遥集兴怀，其诗风一变为“豪放”之格。叶方蔼评论《蜀道集》时说：“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狮子搏象兔皆用全力者也。”张维屏称王渔洋“入蜀后诗骨愈苍，诗境愈熟，濡染大笔，积健为雄。直同‘香象渡河’，岂独‘羚羊持角’”。杨际昌也说：“王新城诗，一代宗匠，总是风骚绝世。论魄力，《蜀道集》最胜，五言律尤生平所少。……此等格调，皆不愧少陵夔州作也。”从这些人的评价可以看出，王渔洋的蜀道诗继承和学习了杜甫诗的特点，其风格雄浑劲健，益臻老境，艺术造诣也达到了他平生诗作的巅峰。
    诗歌缘情而发，即境而生，“情之根于中者，不变者也；境之触于外者，至变者也。境与情会，油然勃然而不可止，而不变者遂极乎至变” （程哲《渔洋续诗集序》）。雄关险道、落日高山所触发的情思和面对平林葱翠、回塘幽曲者自然不同，王渔洋蜀道诗雄浑劲健的风格首先产生于景象在空间上的广度和力度。
    蜀道以艰险崎岖难行著称于世，而其闻名于天下，相当程度上又与历代诗人名士在其有关蜀道的诗文作品中的描写渲染大有关系，李白一首《蜀道难》使蜀道声名远播即是证明。实际上，自汉魏以来，有关蜀道的颂赋、诗歌、游记就连绵不断，其中不乏名人名篇、佳作美文，形成一种以蜀道之旅为题材的文学形式——蜀道文学。
    说王渔洋学习和继承杜甫诗歌的特点，则是与清初四川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明清之际，四川遭受兵乱荼毒至为严重，明末清初的四川，处在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图景中，曾经娇艳丰腴的天府之国，到此变成了满目疮痍，枯骨对泣。诗人使蜀之时尚未恢复元气，一路醒来，多见城池惨毁，树墟寥落，百姓稀少，甚至可以看到残骸支离、磷火散风，如《虎跳驿》所写：“路逗苍溪县，荒凉破驿存。漉金稀见艇，畏虎早关门。水合南江壮，山连大剑昏。巴西兵马后，多少未招魂。”
    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
    诗人心情的抑郁还和家庭的不幸有关。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五月，王渔洋次子王启浑因病去世。同年6月，刚刚经历了中年丧子之痛的王渔洋就奉命典四川乡试。应该说，对于刚刚经历了中年丧子之痛的王渔洋来说，在典试四川的路上，他的心情是比较沉痛的，这一点在《蜀道驿程记》自序上就可表现出来，他说：“康熙十一年六月奉命典蜀试，七月朔与家兄西樵考功及家人别，余方有儿浑之痛，伏枕浃旬，黾勉就道。初十日抵平定州，夜雨，梦儿浑仿佛如平生，枕上抆泪成一诗。”
    除了诗人家庭的不幸和四川满目疮痍的局面外，当时清朝面临的复杂的政治形势，对于一个勤于政事的朝廷臣僚来说，不可能不会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放在心上。王渔洋在诗中淡化政治意识并不意味着他缺乏政治敏感。康熙十一年是三藩之乱的前一年，王渔洋的蜀道诗多有绸缪阴雨之虑。其《万县有感》云：“千秋南浦地，险阻控三巴。恶少仍雕面，通候各建牙。何人饲豺虎，吾道一龙蛇。鼓角寒城暮，江流卷白沙。”
    三藩之乱是清朝初期三个藩镇王发起的叛乱事件。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清朝入关后，需要对付李自成起义的力量和南明政府的反抗，明朝的降官是可以借助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三桂等明朝的叛将在清初成为一批很大的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直接威胁到清政权。
    康熙十二年春，康熙作出撤藩的决定。当年的11月，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自此掀开了三藩之乱的帷幕。这场战乱一直持续了8年，直到康熙二十年，清军进入云贵省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藩自杀才告终。     
          （杨成见 王心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