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一生著述颇丰，一生著述达500余种，创作诗歌4000余首。同时，作为清初诗坛领袖，王渔洋交游甚广，当时有影响的诗人多与之有所往来，他们生活时期（康熙初、中期）正逢清诗发展第一个高潮，与明末诗坛萧条的景象不同，此时“循世之遗老，兴国之硕彦，无不荟萃一时”，王渔洋与当时遗民诗人群、身仕两朝诗人群、清初的达官贵人及布衣都有所交往，如此大的交游网络，为其以后诗坛盟主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王渔洋浩繁的著作中，其晚年编选的一本诗集对研究王渔洋的文学交游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王渔洋晚年编选的《感旧集》。《感旧集》是王渔洋编选的一部收录清初诗人诗作的诗歌总集。该集成书于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间，全书入选诗人333人，入选诗歌2572首。 
    关于《感旧集》的成书原因，王渔洋在《感旧集?序》中已做出了明确的解释：首先是其母亲及其兄长王士禄之死。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八月初一，王渔洋母亲去世，时王渔洋任职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未及陪伴亲人身边。王渔洋在给其兄长的信中曾这样写到：“不孝弟罪通于天，间关万里，慈母见背三月，毫不闻知。及匍匐奔丧，已逾卒哭之期。悲哉！为人子三十九年，生不能养，病不能侍，临危不能视含殓，闻永诀一语。纵复偷生人世，何以为子，何以为人？言念及此，肝肠迸裂！”其痛苦和自责之情溢于言表，跃然于纸上。
    母亲去世没有陪伴在身边，一直被王渔洋认为是一大憾事。一年后，既是兄长又是诗坛领路人的王士禄又离他而去。对王渔洋打击非常大。王渔洋曾说：“士禛与西樵先生为兄弟四十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王士禄字子底，号西樵，是王与敕的长子，王渔洋的长兄。新城王氏家族代有诗文传世，到王士禄这一代，王士禄嫡亲兄弟四人均有诗文集传世，其兄弟四人中有三人考中进士，故有新城王氏“一门三进士”之说。据记载，“王士禄以诗法教诸弟，皆有文名。”在诗歌创作上，王士禄对王渔洋的影响最大，当时，他和王渔洋驰声艺苑，传誉京师，人称“二王”。
    王士禄去世的当年冬天，王渔洋抑郁成疾，不得不养病于西山之柳菴，触物生情，物是人非，此景不变，但却再无当年山水之乐。
    此外，康熙十年辛亥（1671）九月十五，王渔洋之子启沂夭折。次年，子启浑亡。中年丧子，亲人的相继离世，对王渔洋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时间往上推，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十年的时间中，短短数年，王渔洋的朋友相继离世，诗友零落殆尽。尤其是王渔洋任职江南推官时结交的遗民诗人群众离世的最多。
    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钱谦益卒，享年83岁。王渔洋与钱谦益作为清初诗坛上的两代盟主，王渔洋对前辈钱谦益始终怀有敬畏之情。蒋寅先生曾说，王渔洋一生交往的人物不计其数，乡党、姻戚、宦僚、诗友，种种人物给他的人生以不同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钱谦益。牧斋一诗一序对渔洋备加称赞，许其与己代兴，俨然付之传法衣钵。这对日后王渔洋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至关重要，故王渔洋毕生视钱牧斋为“千古知己”，对他的奖掖之恩念念不忘。
    钱谦益去世后，王渔洋在致冒辟疆的信中告知牧斋的讣闻，说“虞山公遂谢人世，泰山梁木之痛，如何可言”。
    康熙五年（1666）十月，林古度卒，享年87岁。林古度，字茂之，福建福清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林古度常年寓居金陵，明亡后以遗民自居，被时人称“东南硕魁”。王渔洋与林古度的情谊可以从两件小事看出来。康熙三年（1664）春，王渔洋与诸名士再于红桥修禊，王渔洋一口气作了《冶春绝句》二十首，其中流传最广的的一首是：“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当时，85岁高龄的林古度都从南京渡江赶来参与。也是在同一年，林古度托付王渔洋选定其诗作，传世的《林茂之诗选》两卷，为王渔洋所选定。
    康熙十年（1671），吴伟业卒，享年63岁。吴伟业博群籍，学有本原，以诗歌著称，誉为“现代中之大家”。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渔洋进京参加会试时与吴伟业相识。康熙三年（1663年）九月，王渔洋作《论诗绝句》40首寄给吴伟业。次年，吴回书称其为论诗大作。王渔洋初至扬州，即谒见了“国朝两大家”的吴伟业，吴对他十分赞赏，称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王公真天才也”。
康熙十二年冬，宋琬卒，年六十……
    众多好友的相继离世，对王渔洋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也让他“悲怆之情，不能自己”。
    客观地说，王渔洋这些逝去的师友，用当时的标准看，不少并非短寿。王渔洋于文学界，出道甚早，所交师友，除很少几位外，都比他年长，甚至以老辈居多。其诗友圈中这样的年龄结构，自然易于让早出道的王渔洋比其他人更早地领略死生契阔之感。这是他编选《感旧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以编选总集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故旧的怀念。
    该集名曰“感旧”，顾名思义，怀念故旧，感念旧友、旧事引发的自身一系列的情感波动，王渔洋以“感旧”为题无疑包含了他自身的许多情感因素在里面。故“感旧”为王渔洋编选该集的一个重要因素。
编选《渔洋感旧集》除了“感旧”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推广其神韵说。王渔洋诗歌兼总众长，不名一家，但最能反映其创作特点，取得出色成绩和占有突出地位，并受到好评如潮的，是独具一格的神韵诗。时至当代，许多学者对神韵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季羡林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影响广被，俨然成为诗艺理论的大家。”
    清初，诗歌复古风气盛行，就诗歌本身背景而言，明末，公安派的“性灵说”，竟陵派的“孤深幽峭”的诗风使诗歌的取材变得越来越狭窄，清人要想树立自己的诗歌风格，就必须改变这种现状，清初诗坛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逐步摆脱旧有的模式以建立新的规范。他们纷纷把眼光投向唐诗，另觅新路。诗歌的发展史，一直遵循这样一个模式向前发展。王渔洋受到钱谦益诗学思想的影响，在审视当时诗坛趋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并通过编选诗歌总集的方法，纠正明代诗风的弊端。
    王渔洋通过编选诗歌总集的方式来发展其诗学理念，如《神韵集》《唐贤三味集》《感旧集》的编选。王渔洋初任扬州推官时，选取唐五七言律诗若干首，名为《神韵集》，这为他提倡“神韵说”的开端。王渔洋编选《感旧集》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宗唐”、“神韵”。
    康熙二十四至二十九年，父去世在家守制期间，王渔洋编就《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为其神韵诗论作了形象的注脚。
可以说，这些诗歌总集的编选，为王渔洋带来了极大的声望，“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无远近贵贱，识公之面，闻公之名者，莫不尊为泰山北斗”，门生遍布四方，无不称颂，人称“绝代销魂王阮亭”。
                  （杨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