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乍启典曾画过一幅《渔洋松龄泛舟图》，画面中心人物是正在小船上隔几畅谈的王渔洋和蒲松龄。画上的款识曰：渔洋公归里后，常邀柳泉先生携书载酒于桓台马踏湖之三贤祠上，吟诗作赋，论文行令，以乐晚年……这幅画的艺术水准毋庸置疑，但是从现在掌握的王渔洋和蒲松龄交往的历史资料来看，王渔洋和蒲松龄虽然一个生活在桓台，一个生活在淄川，但两人终其一生只见过一次面。
    对于王渔洋和蒲松龄的见面过程，著名学者袁世硕先生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通过现在保存下来的蒲松龄致王渔洋的信得出结论，王渔洋与蒲松龄相识，当时在王渔洋在家丁父忧之际，到素有姻亲之好的毕家走亲访友时，结识了在此坐馆的王渔洋。
    在蒲松龄写给王渔洋的第一封信函中，他表达了自己对王渔洋的仰慕之情，称“耳灌芳名，倾风结想。”而在表达见到王渔洋后的心情和感受时，蒲松龄认为是“一快读十年书，甚慰平生”。从蒲松龄表达的感情来看，写这封信时，王渔洋与蒲松龄刚见不久。随后，袁世硕先生通过“当此溽暑，倍益龙钟”来推断出，两人的会面应该在王渔洋中年以后，再加上信上“想源上仙居，门近清流”数句，显然是指新城王氏的旧第。这表明王渔洋与蒲松龄想见的那年正在新城故里。通过这些抽丝剥茧般的分析，王渔洋与蒲松龄初次见面的年代就变得清晰起来。
    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王渔洋来到扬州，上任推官。这是他45年仕宦生涯的起点，5年后，王渔洋调任京官，从主事、员外郎、侍读、少詹事、副都御史、左都御史，一直做到刑部尚书。王渔洋由于长期在朝为官，因此他一年中从春到夏长期待在新城故里的机会并不多，除了晚年王渔洋致仕归里外，他在新城长期居住的时候只有两次。一次是丁母忧，在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673年—1675年），另外一次则是丁父忧（公元1686年—1689年），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
    丁忧是古代官员为父母居丧守制的代名词。丁忧期限一般三年，按照严格规定，期间须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康熙十二年，在家服母丧的王渔洋方40岁，不可能显龙钟之态。除了年龄上与蒲松龄信中描述的事实不符。当时蒲松龄虽然已着手开始写《聊斋志异》，但由于篇章较少，还为成集，《聊斋志异》的结集时间在康熙十八年的春天。最关键的则是当时的蒲松龄还未到毕家坐馆，不具备结识王渔洋的条件。当时的王渔洋刚刚典试完四川，已然成为朝廷重臣，对于科举之路并不顺利的蒲松龄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机缘是很难得以与王渔洋相识的。
    蒲松龄自幼家境贫寒，但他聪颖过人，11岁时“与兄弟从父读，经史过目不忘，父甚钟爱之。”19岁时首“应童生之试”，县府道三第一。
    童科之试，简称童试，是明清两代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当时奉使督学山东的是施闰章，道试的正场是两篇四书文，出的题目是《蚤起》和《一勺之多》，蒲松龄写的两篇制艺文，大为施闰章所推崇，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首艺空中闻艺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蚤起’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对山东学使施闰章的知遇之恩，蒲松龄终身难忘，后来也将这些事迹写进了《聊斋志异》中的《姻脂》篇。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目的在于将科举当作敲门砖，以便能飞黄腾达，所谓十年寒窗，铁砚磨穿，一朝中第，光宗耀祖，更把通过层层科考赢得功名的这条路视为正途。康熙二年、康熙五年、康熙十一年、康熙十七年、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当他24岁、27岁、33岁、39岁和45岁的时候，都曾从淄川路经西铺，到济南参加乡试，但都铩羽而归，直到蒲松龄72岁时才被补为贡生，科举考试的差异造成了王渔洋和蒲松龄社会地位的差别，因此说，坐馆于毕家成为蒲松龄结识王渔洋的重要条件。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蒲松龄在聊斋倚窗危坐而卒，享年75岁。他一生贫困，教私塾是其主要生活来源。当时把设私塾叫“设帐”，结束叫“撤帐”。
现在的蒲学界，对于蒲松龄到毕家坐馆的时间尚无定论，但是普遍认同，蒲松龄在毕家坐馆的时间非常长，跨度达20余年。蒲松龄的东家最初是刺史毕际有（字载绩）。毕际有去世后，是毕盛钜 （字韦仲）。
    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毕际有之父毕自严，号“白阳”，官至户部尚书，故称“白阳尚书”，去世后赠少保，著有《石隐园集》。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
    毕家与新城王氏素有姻亲之好。毕际有是王渔洋的从姑父。康熙二十六年春，王渔洋到毕家走访，与在此教书的蒲松龄第一次会面。20多年后，蒲松龄写下了《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中一首说：“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诗中详细描写了两人见面后共同谈论诗文，并非匆匆见了一面而已。
    在《聊斋志异》成稿后，蒲松龄曾想请王渔洋作序，从而借助王渔洋的名声，提升《聊斋志异》的影响力。对于蒲松龄的请求，王渔洋没有立即答应。有研究人员分析，王渔洋不愿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序，并不是说不欣赏这部作品，还是有他的考虑：一是《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有些触犯时忌的内容、词语，在“文字狱”盛行的清初，文人们都为之噤若寒蝉，为之作序风险极大，作为朝廷重臣的王渔洋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二是等级观念和传统的文学观念束缚着王渔洋的思想。王渔洋是朝廷重臣，又是当时的诗坛泰斗，而蒲松龄只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老秀才，其作品又是不为文人看重的志怪小说。王渔洋为蒲松龄作序，在当时的文人看来，当有辱其清望。
    康熙二十六年春季的会见也是王渔洋和蒲松龄唯一的一次见面。此后，二人多有书信和诗文往来，但再也没有了见面的机会。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十一日，王渔洋逝世，当时蒲松龄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五月三十日，蒲松龄夜里还梦见王渔洋，他不知道此时王渔洋早已不在人世了。蒲松龄得知王渔洋病故的消息后，如晴天霹雳，极为震惊，连作4首七言律诗《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沉痛悼念王渔洋。
    蒲松龄与王渔洋一生中只有一次会面，之后主要是书信往来、诗歌赠答。由于两人的身份、地位、名望过分悬殊，交往中并非完全平等。王渔洋“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他与蒲松龄，敬重彼此的文学造诣，知己唱酬。对于这一点，著名学者袁世硕先生评价说，“在王渔洋一方，他是以一位朝官、文学名流的身份，对一位本来不出名的文学作者发生了兴趣，赞赏其文字，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在蒲松龄一方，他是由于在怀才不遇和文学创作的困惑中，受到了这位高官、文坛泰斗的褒誉，使其在文坛地位有所提升，而感到非常欣慰，颇有知己之感，自然对王渔洋的为官清正与诗文造诣非常钦敬。”               
              （杨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