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渔洋诞辰380周年，作为清初一代诗坛正宗，王渔洋文政兼从，主盟诗坛数十年，倡导神韵说，在文学创作和诗歌评论上都颇有建树，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

    王渔洋堪称中国古典诗学集大成者，无论是清朝，还是当代，学术界对王渔洋的评价非常高
    郑方坤《国朝名人传略》说：“本朝以文治天下，风雅道兴，巨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断然为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于家有其书，人习其说。盖自韩、苏二公以后，求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学足以贯穿古今、其识足以别裁伪体，六百年来未有盛于先生者也。”
    民国年间，著名学者胡怀琛将王渔洋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列为“中国八大诗人”。
    著名学者蒋寅先生认为，王渔洋是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不过他也认为，“王渔洋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还远没被学术界清楚地认识到，特别是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集大成意义。” 不仅是在学术界，在当今，王渔洋的影响力和地位与他的文学成就是不相对应的。

    王渔洋诗坛地位的确立与自己的文学成就是密不可分的，他以自己的天赋和才情赢得了当时诗界的广泛认可
    现在，我们纪念王渔洋，传承王渔洋文化，王渔洋的文学成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清初，王渔洋以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成为一名优秀的多产文人，他的文学地位是依靠自己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得以自然树立的，加上康熙皇帝的赏识，更加确立了其诗坛“一代正宗”的地位。
    王渔洋诗坛地位的确立与当时学界的认同、民间知晓度高是密不可分的。康熙十年，时任刑部尚书的李敬为《渔洋诗集》作序时说：“他日庙堂之上，以文章扬一代之盛者，必先生也。”在提拔王渔洋进翰林院前，康熙皇帝多次向身边的群臣询问诗文兼优之士，这些人都向康熙推荐了王渔洋，认为他是一时共推，其诗一时之论、以为可传，渐成京城诗界的领袖人物。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康熙曾问身边人员：“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李蔚回答王渔洋，康熙点头表示知道王渔洋其人。次年六月，康熙再次就同一问题询问张英，张英也推荐王渔洋。这次，康熙特别问了张英一个问题：“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英谨慎地回答：“一时之论，以为可传。”同年七月，康熙第三次就同一问题问身边人员陈玉璂，对方又一次推荐了王渔洋。

    王渔洋的文学交游尤其是扬州期间的交游为其主盟诗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渔洋在扬州任职5年，虽然官职不大，但他白天忙于工作，夜晚则与当地诗人互相唱和，加上先后组织了三次文学聚会，王渔洋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得以大幅提升，王渔洋的诗也得到广泛传颂。
    王渔洋到扬州之前，奠定其诗名的有二件事。一是顺治十四年秋，王渔洋与诸名士云集济南大明湖，赋《秋柳》四章， 一时和者10 多人。王渔洋《菜根诗集序》云：“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于是秋柳社诗为艺苑口实矣。”二是顺治十六年，王渔洋中进士后赴扬州前，在京城与汪琬、程可则、叶方蔼、彭羡门等诗词唱和，刻《彭王唱和集》，时号“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亦躬与盛会。当时王渔洋等人“祖席赋诗，联为巨轴”，王渔洋的才气已大为京城文人推许。王渔洋莅临扬州，即带着如许才名而来，故能与东南文人志趣相投，一拍即合，定交甚广，诗作至多。
王渔洋在扬州任上还曾组织了三次文学交游盛会，传为艺苑佳话。一是康熙元年夏的修禊红桥，参加者有袁于令、杜浚、邱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裕、陈允衡、陈维崧九人。王渔洋作《浣溪沙》三阙词，诸家和之，刻为《红桥倡和集》，渔洋撰《红桥游记》一文记其盛况。第二次红桥修禊在康熙三年，参加这次文学盛会的有林古度、孙枝蔚、张纲孙、程遂、孙默、许承宣、承宗兄弟等。渔洋赋《冶春》绝句二十首，诸人和之，盛况空前，王渔洋诗思敏捷，名声大噪。陈维崧称其“玉山宴上颓唐甚，意气公然笼罩人。”第三次则是康熙四年（1665年）春，王渔洋因公事去如皋，在冒辟疆的水绘园举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唱和活动，有冒辟疆、邵潜、陈维崧等八人与会，分体赋诗，王渔洋成七言古诗十章，刻《水绘园修禊诗》一卷。
    三次文学修禊，使王渔洋名声大噪，博得了遗民和诗界的肯定、认同，被他们赞赏称服，为其以后成为诗坛盟主奠定了基础。这正是王渔洋作为一代正宗、主持风雅数十年的开始。

    康熙皇帝对王渔洋的赏识和王渔洋仕途的通达，对其诗歌的传颂和文学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毋庸讳言的是，王渔洋作为清初一代诗坛领袖，其地位与统治者的肯定密切相关。由于他的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他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三百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先生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皇帝专为他写的“带经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王渔洋的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即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他的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
应该说，康熙皇帝的赏识与肯定对王渔洋的仕宦历程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康熙十七年（1678）特旨传谕：“王士祯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授翰林院侍讲。未任，迁侍读，国子监祭酒，一直升到刑部尚书。在长达45年的仕宦生涯中，王渔洋的官阶越升越高，对于其诗歌的传颂和文学理论的传播肯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统治者的肯定对王渔洋诗坛地位的稳固和诗名的传播起来了一定的作用，但关键因素还在于王渔洋的文学成就。
正如山东大学著名学者王小舒教授所说，王渔洋的诗坛地位是在扬州奠定的，当时已得到钱谦益、吴伟业、冒襄等老一辈诗宿的褒扬，又得到同辈仕宦作家的推尊。正如汪琬所说：“风姿玉举，逸藻云飞，不得不与海内共推此君。”（《说铃》）而当时的康熙帝尚不知有诗人王渔洋。入京师以后，王渔洋又做了十年的财政官吏，直到康熙十七年，王渔洋四十五岁时康熙皇帝破格提拔到翰林院。所以客观的情况是，神韵诗风受到了同道的欢迎，乃是诗界自然选择，而后来康熙才从官方的角度予以肯定，如此而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国之有士祯，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而尊之者必跻诸古人之上。”这就是很好的例证，王渔洋在清康熙朝的文人心目中，尊其为泰山北斗，其倡导的诗歌理论“神韵说”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影响了一大批人，从而改变了清诗的走向。     
                  （杨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