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王渔洋故居正门前的“一代正宗”牌坊后，穿过一段长廊，就会看到有两个古代人雕像在青草绿树旁，其中站着的是王渔洋，坐着的则是蒲松龄，在他们的旁边有一块题有王渔洋写给蒲松龄的诗的石头，这首诗是《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在明末清初，孝妇河畔先后诞生了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三位文化名人，在当时，风头最劲的当属开创神韵说，成为清康熙朝诗坛领袖的王渔洋。在文学成就上，王渔洋是清初文坛领袖，著述等身，有《带经堂集》等数十种著作传世；创“神韵”诗说，主盟诗坛数十年，其流风余韵至数百年不衰，被奉为一代诗宗。在仕途上，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时任户部四川司郎中的王渔洋，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举荐，受到康熙召见，结果“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值南书房（清廷设立的一个秘书机构）。”由部曹改授词臣，在清朝是王渔洋开的先河，此后，王渔洋的仕途一路通达，最后官至刑部尚书，王渔洋的仕宦生涯长达45载，官位显赫。
    赵执信生于1662年，卒于1744年，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清初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有《饴山堂集》《谈龙录》等著述。赵执信在清初诗坛上被称为“国朝六家”之一，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科举考试上，赵执信14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第二名，18岁中会试第六名，殿试二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康熙二十三年（1684）充山西乡试正考官。二十五年（1686）迁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兼予修《大清会典》。赵执信为人放荡不羁，而且非常喜欢饮酒。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赵执信与查慎行等在友人洪昇寓所宴饮观演《长生殿》，时值佟皇后之丧未满百日，国恤止乐，为礼科给事中黄六鸿所劾，遂削籍。
    虽然赵执信最后被罢官，但他在科举上的成就仍是蒲松龄所羡慕的。可以说，在他们三人生活的年代，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在文坛的影响力方面，蒲松龄无法与王渔洋和赵执信相提并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即公元1640年，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享年76岁，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人称聊斋先生。蒲松龄在仕途上非常落魄，一辈子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非常痛苦，一直到72岁，蒲松龄还只是一名贡生。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冥冥之中，有种天命，让蒲松龄与仕途无缘，从而更加专一地创作《聊斋志异》，从而诞生了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共8 卷、491篇，约40余万字。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曾说，他从小就受到了蒲松龄的影响。莫言认为，从精神上来讲，从文化上来讲，他跟蒲松龄是一脉相承的。自己承接了蒲松龄的文化脉络。对比王渔洋和蒲松龄，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王渔洋生前诗名显赫，文学成就显著，在当代则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是隐藏在文学研究家的笔下，王渔洋的名声与他生前的地位是明显不相符的；蒲松龄在生前贫困潦倒，科举失意，但在身后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同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诃夫一道被赞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王渔洋作《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此诗，以其在文坛的地位对蒲松龄著作有推广提拔之意，后则因《聊斋志异》的流芳而得以永记其名其诗。
    山东大学著名学者袁世硕先生在《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交往》一文中这样写到：王渔洋与蒲松龄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王渔洋仅比蒲松龄年长6岁，故里也相距不远，同属当时的济南府，一为淄川，一为当时的新城，再加上蒲松龄长期坐馆于毕家，而毕家与新城王氏有“三四世姻亲”之好，两家断不了来往，这就使这两位身份地位悬殊的大文豪，得以结下了让后世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段文字之交。
    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保存下来的记录王渔洋和蒲松龄交往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蒲松龄的诗文中虽然保留了一些和王渔洋有关的篇章，但阅读的人很少。《聊斋志异》风行后，一些文人笔下记述的多半是些道听途书之词，此外还有一些非常荒诞的故事。从其中的一个故事就可窥见一斑。
    当年，西铺毕家与新城王家联姻，毕际有（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仲子）是王渔洋的从姑父。王渔洋回乡省亲，来西铺毕家看望姑母。毕际有设宴招待，并请在毕家设馆授徒的蒲松龄作陪。王渔洋对蒲松龄的才识早有耳闻，却从未领教过。王看到桌前有只狗在啃骨头，便装作醉酒大喊：“什么东西，我看必是狼（毕侍郎）！”毕际有闻后尴尬，却无言作答。蒲松龄见状，也装作很认真的样子看了看那只狗说：“大人错矣！这东西尾巴往上竖（王尚书），就是只狗啊！”王渔洋闹了个大红脸，心里暗叹：“蒲松龄果然才智过人，名不虚传。”
    对于这样的传闻，我县的地域文化研究人员都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不可能发生在王渔洋的身上。在民间流传的这些段子中，人们往往同情弱者，所以在人生境遇中实际处于弱势的蒲松龄在文中表现的都比王渔洋更聪慧。
袁世硕先生也曾说，如谓王渔洋慕蒲松龄之名，三次专程造访，蒲松龄均避而不见，说：“此人虽风雅，终有富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又如谓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曾“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其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王渔洋致力于诗，文名甚高，怎么会做出这样失身份的事情。
    欲重金购买蒲松龄原稿之事，确乎有的，却不是王渔洋，而是曾做过山东按察使的喻成龙。康熙三十一年（1693），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派县令周统礼请淄川蒲秀才到珍珠泉官衙做客。有谁能想到？掌管山东刑名监察大权的朝廷三品官喻成龙“诚邀”蒲松龄是觊觎《聊斋志异》，他想拿白银千两交换《聊斋志异》署名权。
    此事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后来是由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透露出来的。乾隆初年，蒲立德为谋求其祖父的《聊斋志异》得以刊行传世，给淄川知县唐秉彝上了一道呈文《呈览撰著恳恩护惜呈》。文中说到，从前喻成龙曾经想用一千两银子购买其祖父的《聊斋志异》书稿，其祖父没有答应。后来黄叔琳来信索阅书稿，待其阅读完毕，其祖父就马上取了回来。这道呈文是写给知县大人的，蒲立德当然不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而且讲到喻成龙、黄叔琳时，一说购，一说征，注意了讲话的分寸。身为按察使的喻成龙，请治下的一名秀才来官衙，不会一开始就赤裸裸地商谈购买书稿之事，很可能是先谈诗论文，表示对《聊斋志异》极有兴趣、非常欣赏，然后才委婉地表达出要用千金购买书稿的意思。
    长期以来，文人中流传着这类不经之谈，自然是由于对《聊斋志异》的作者怀有敬重之意，极力把他说得很高大，然而蒲松龄与王渔洋之间真实的交往情况，反倒被遮蔽了起来。
            （杨成见 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