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部分著述书名之由来

发布日期:2017-07-14 09:05:00浏览次数:字体:[ ]

王渔洋一生嗜书,读书、藏书、著书陪伴他度过了人生四季,走过了山山水水。从少年之际到古稀之年,王渔洋一生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并及时给予刊刻。200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340万字的《王士禛全集》足以说明其著述之丰。

通览古今中外,作者在给自己的作品取名时,往往都有所讲究,或明志,或寓意,或直白,或含蓄,凡此种种,如同给儿女取名一样,总会精挑细选,找出最贴切的命名之。笔者就给大家扒扒王渔洋所撰写的几部诗文集的书名由来。

王渔洋一生著作颇多,今仅探究以下七部作品的书名由来。

据考,《池北偶谈》和《居易录》两部书的名字都与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关。据王渔洋《池北偶谈·序》云:“予所居先之人敝庐,西为小圃,有池焉,老屋数椽在其北。余宦游三十余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庋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可知,《池北偶谈》之“池北”二字,“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大概取自白居易的《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一诗中“池北”二字。虽然有专家称王渔洋“对唐代诗人,不喜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但似也并没有防碍他对前人的借鉴。

而《居易录》之“居易”二字,则引自顾况谓乐天“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语。此语还有一个典故。据说,白居易未成名时去长安,当时有个文学老前辈名叫顾况,他对前来拜访的白居易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其实就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小觑刚到长安的白居易。后来这个顾老先生看了白居易的诗句,就是那有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意思是,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你就不怕长安米贵,容易在这都市居住发展了。白居易能写诗,能做官,自然就在长安住下来了。800多年后,渔洋先生在完成34卷笔记之后,“忆顾况语‘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因取以名其书。”其实,说到家,就如渔洋先生自述:“仕宦四十年,居易俟命,钝拙无似,而以此蒙知主上,则首阳、柳下又未知孰为工拙也。取以名书,亦以见志云尔。”以书名言志而已。

《香祖笔记》的由来,则与兰花有关。香祖是兰花的别称。宋·陶谷《清异录·草》载:“兰虽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袭人,弥旬不歇,故江南人以兰为香祖。”《广群芳谱·花谱二三》:“兰幽香清远,馥郁袭衣,弥旬不歇,常开於春初,虽冰霜之后,高深自如,故江南以兰为香祖。”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典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而王渔洋在《香祖笔记·序》所云:“(愚)壬午后尽急还京师,偶有见闻,笔之简册。适所居邸西轩有兰数本,花时香甚幽淡,昔人谓兰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虽是信手拈来,看似偶然得之,但细细思量,恐怕也是取了兰花高洁典雅的成分,于含蓄蕴籍中言明志趣,也算是十分讲究了。

《古夫于亭杂录》的书名则来源于地名。据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自序》云:“余老矣(时年王渔洋已73岁高龄),目昏眵不能视书,跬步需杖,白日坐未久即欠伸思卧,讵复劳神于泓颖之间,以干老氏之戒。然遣闷送日,非书不可,偶然有获,往往从枕上跃起书之,积成六卷,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录’。所居鱼子山下有鱼子水,郦氏所谓‘泷水又西北至梁邹东南,与鱼子沟水合,水南出长白山东抑泉口,即陈仲子之所隐者也’。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

而《分甘余话》则是王渔洋76岁高龄时所著的一部记见闻和谈学问兼而有之的笔记。此书共四卷,篇幅不长,但记叙内容却极为广泛,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攷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此书名亦有所寓意,从王渔洋《分甘余话·序》可知:“昔王右军(王羲之)在东中与吏部郎谢万书云:‘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云云。仆少时读之,已有味乎其言。”年轻时品读王右军此语便颇有感悟,终于在古稀之年将作品冠之以“分甘”之名,可见渔洋先生此举不仅仅是得尝所愿,而且可谓意味深长、似有所指了。

《蚕尾集》则为一部诗文集,共十卷。此书名来源于蚕尾山,蚕尾山在今山东省东平县的东平湖上,因渔洋先生喜爱其地湖山胜景,故取“蚕尾”为书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年过半百的渔洋先生奉旨祭告南海,途经兖、郓之境素有“小洞庭”之称的东平湖。其时正逢连日大雪,遥望湖中天水之际,有“数螺隐现于烟霭灭没之间者”,当地人告诉他,这就是蚕尾山。困于当时天气恶劣,加之王命在身,酷爱山水的渔洋先生未能亲自登临,只能继续赶路,但对此山却是念念不忘,“南行数千里,犹时时梦见之。”后便将此行之诗文作品结集后即被命名为《蚕尾集》,后又编《续蚕尾集》二卷。这里渔洋先生特别以“数螺”来形容蚕尾山峰峦,颇有讲究。螺本是一种生有回旋形贝壳的软体动物,在此指女子螺式发髻,所谓“螺髻”,用来形容峰峦,皮日休《缥缈峰》诗中亦有:“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之句。“数螺”也好,“青螺”也罢,均将峰峦之状描绘得栩栩如生,饶有趣味。

《唐贤三昧集》是渔洋先生所编选的唐人诗集名,共选唐42人440首诗,合为三卷。“三昧”原是佛家用语,用为解脱之义,又谓事得其诀要者为“得三昧”。清初诗人多固执于学宋诗而失于板滞,渔洋标举唐人诗,表明为诗之诀要,故取之。在此集序中,渔洋先生“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于是,借严羽论诗之句:“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明确表明了其诗歌主张,即后世所谓“神韵说”。此集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标志着渔洋先生诗歌主张的重大转变。

作为“一代正宗”,渔洋先生标举的“神韵说”,无疑对当代诗风转变及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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