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一生嗜书，读书、藏书、著书陪伴他度过了人生四季，走过了山山水水。从少年之际到古稀之年，王渔洋一生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并及时给予刊刻。200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340万字的《王士禛全集》足以说明其著述之丰。

通览古今中外，作者在给自己的作品取名时，往往都有所讲究，或明志，或寓意，或直白，或含蓄，凡此种种，如同给儿女取名一样，总会精挑细选，找出最贴切的命名之。笔者就给大家扒扒王渔洋所撰写的几部诗文集的书名由来。

王渔洋一生著作颇多，今仅探究以下七部作品的书名由来。

据考，《池北偶谈》和《居易录》两部书的名字都与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关。据王渔洋《池北偶谈·序》云：“予所居先之人敝庐，西为小圃，有池焉，老屋数椽在其北。余宦游三十余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庋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可知，《池北偶谈》之“池北”二字，“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大概取自白居易的《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一诗中“池北”二字。虽然有专家称王渔洋“对唐代诗人，不喜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但似也并没有防碍他对前人的借鉴。

而《居易录》之“居易”二字，则引自顾况谓乐天“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语。此语还有一个典故。据说，白居易未成名时去长安，当时有个文学老前辈名叫顾况，他对前来拜访的白居易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其实就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小觑刚到长安的白居易。后来这个顾老先生看了白居易的诗句，就是那有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意思是，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你就不怕长安米贵，容易在这都市居住发展了。白居易能写诗，能做官，自然就在长安住下来了。800多年后，渔洋先生在完成34卷笔记之后，“忆顾况语‘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因取以名其书。”其实，说到家，就如渔洋先生自述：“仕宦四十年，居易俟命，钝拙无似，而以此蒙知主上，则首阳、柳下又未知孰为工拙也。取以名书，亦以见志云尔。”以书名言志而已。

《香祖笔记》的由来，则与兰花有关。香祖是兰花的别称。宋·陶谷《清异录·草》载：“兰虽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袭人，弥旬不歇，故江南人以兰为香祖。”《广群芳谱·花谱二三》：“兰幽香清远，馥郁袭衣，弥旬不歇，常开於春初，虽冰霜之后，高深自如，故江南以兰为香祖。”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典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而王渔洋在《香祖笔记·序》所云：“（愚）壬午后尽急还京师，偶有见闻，笔之简册。适所居邸西轩有兰数本，花时香甚幽淡，昔人谓兰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虽是信手拈来，看似偶然得之，但细细思量，恐怕也是取了兰花高洁典雅的成分，于含蓄蕴籍中言明志趣，也算是十分讲究了。

《古夫于亭杂录》的书名则来源于地名。据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自序》云：“余老矣（时年王渔洋已73岁高龄），目昏眵不能视书，跬步需杖，白日坐未久即欠伸思卧，讵复劳神于泓颖之间，以干老氏之戒。然遣闷送日，非书不可，偶然有获，往往从枕上跃起书之，积成六卷，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录’。所居鱼子山下有鱼子水，郦氏所谓‘泷水又西北至梁邹东南，与鱼子沟水合，水南出长白山东抑泉口，即陈仲子之所隐者也’。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

而《分甘余话》则是王渔洋76岁高龄时所著的一部记见闻和谈学问兼而有之的笔记。此书共四卷，篇幅不长，但记叙内容却极为广泛，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攷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此书名亦有所寓意，从王渔洋《分甘余话·序》可知：“昔王右军（王羲之）在东中与吏部郎谢万书云：‘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云云。仆少时读之，已有味乎其言。”年轻时品读王右军此语便颇有感悟，终于在古稀之年将作品冠之以“分甘”之名，可见渔洋先生此举不仅仅是得尝所愿，而且可谓意味深长、似有所指了。

《蚕尾集》则为一部诗文集，共十卷。此书名来源于蚕尾山，蚕尾山在今山东省东平县的东平湖上，因渔洋先生喜爱其地湖山胜景，故取“蚕尾”为书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年过半百的渔洋先生奉旨祭告南海，途经兖、郓之境素有“小洞庭”之称的东平湖。其时正逢连日大雪，遥望湖中天水之际，有“数螺隐现于烟霭灭没之间者”，当地人告诉他，这就是蚕尾山。困于当时天气恶劣，加之王命在身，酷爱山水的渔洋先生未能亲自登临，只能继续赶路，但对此山却是念念不忘，“南行数千里，犹时时梦见之。”后便将此行之诗文作品结集后即被命名为《蚕尾集》，后又编《续蚕尾集》二卷。这里渔洋先生特别以“数螺”来形容蚕尾山峰峦，颇有讲究。螺本是一种生有回旋形贝壳的软体动物，在此指女子螺式发髻，所谓“螺髻”，用来形容峰峦，皮日休《缥缈峰》诗中亦有：“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之句。“数螺”也好，“青螺”也罢，均将峰峦之状描绘得栩栩如生，饶有趣味。

《唐贤三昧集》是渔洋先生所编选的唐人诗集名，共选唐42人440首诗，合为三卷。“三昧”原是佛家用语，用为解脱之义，又谓事得其诀要者为“得三昧”。清初诗人多固执于学宋诗而失于板滞，渔洋标举唐人诗，表明为诗之诀要，故取之。在此集序中，渔洋先生“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于是，借严羽论诗之句：“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明确表明了其诗歌主张，即后世所谓“神韵说”。此集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标志着渔洋先生诗歌主张的重大转变。

作为“一代正宗”，渔洋先生标举的“神韵说”，无疑对当代诗风转变及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