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见，古人将“三立”作为激励人生的“三不朽”。
    作为有清一代文化伟人（著名学者袁世硕语），一代诗宗王渔洋就是一位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都臻于不朽的历史人物：立德方面，谨守法度，认真为官，官声清明，被称为“一代廉吏”；立功方面，洁己爱民，宽政慎刑，由扬州推官一直官至刑部尚书，解决了不少棘手案件，可谓能臣；立言方面，勤于著述，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诗文，创立“神韵”说，主盟诗坛半个世纪之久，被誉为诗坛圭臬。关于王渔洋的“立德”“立功”本文暂且不表，仅介绍一下王渔洋在“立言”方面的建树。
    王渔洋如何做到“立言”？因其嗜书。王渔洋嗜书，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养成了终身读书的习惯；二是著书，坚持着笔耕不辍的作风；三是藏书，创造了求书不倦的佳话。

一、读书

    作为“有清一代集诗人、名臣、学者于一身的文化伟人”，王渔洋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性，一生手不释卷，读书伴随着他的一生。
    《池北偶谈》卷十六自述：“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王渔洋事迹征略》记载：“渔洋八岁有神通之目，肄业之暇，私取《文选》、唐诗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时西樵为诸生，嗜为诗。见公诗，甚喜，取刘一相编《唐诗宿》中王维、孟浩然、常建、王昌龄、刘眘虚、韦应物、柳宗元数家诗，使手抄之。”至11岁，其祖父王象晋以遗老闲居，常邀从弟王象咸饮酒，酒阑兴酣，把酒命对句曰：“醉爱羲之迹。”并让诸孙对出下句来，王渔洋略一沉吟，应声对出：“狂吟白也诗。”二老大喜，赏以名人书画，并对王渔洋父亲王与敕说：“此子必早成。”果不其然，王渔洋17岁应童子试，25岁考中进士，26岁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累官至刑部尚书。
    “学而优则仕”，王渔洋一生能够实现文政兼优，与他喜读书有很大关系。据载，王渔洋从刑部尚书任上罢官归隐时年71岁，虽耳聋目眊，犹不废书。《分甘余话》中记载道：“余自幼小，凡博奕诸戏，一无所好，惟嗜读书，虽官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最繁剧之地，下直亦手不释书卷也。自甲申归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然老矣，终不能废书也。”老眼昏花之际仍旧坚持刻苦读书，可见王渔洋嗜书成癖的境界，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诸城人刘喜海在《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目》中载：“国初新城王阮亭尚书池北书库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且以载书一图更传为美谈。”所谓“载书一图”，指的是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在刑部尚书任上、时年68岁的王渔洋请假回故里迁葬，出都门时，最显眼的行李是数车图书，前往送行的诸门人感叹不已，肖像国手禹之鼎因之绘《载书图》以纪其盛。有图有真相，如此痴迷于读书，可见一斑。

二、著书

    读书，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道德品质，还可以陶冶情操，启迪智慧；著书，则不仅可以传播个人的思想、见解，而且也是个人成就的集中体现。对王渔洋来说，著书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渔洋8岁能诗，12岁能赋，15岁时已积诗成卷，《居易录》卷五载：“予幼入家塾，肄业之暇，私取《文选》、唐诗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先祖方伯府君、先严祭酒府君知之，弗禁也。时先长兄考功始为诸生，嗜为诗，见予诗甚喜，取刘顷阳先生所编《唐诗宿》中王、孟、常建、王昌龄、刘眘虚、韦应物、柳宗元数家诗，使手抄之。十五岁有诗一卷，曰《落笺堂初稿》，兄序而刻之。”从上文可以看出，渔洋读的书多了，就有了文化积淀，同时也陶冶了情操，这些素养与诗人特有的灵感一但发生碰撞，精彩的诗篇便会脱口而出，日积月累，成就了渔洋先生一本本著作的问世。
    纵观王渔洋一生，从少年之际到古稀之年，一生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200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王士禛全集》达340万字，其中仅诗就收录了4000余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渔洋不仅且行且咏，而且在诗歌创作方面倡导“神韵说”，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并引领了一代诗风，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所著《雍益集》《蜀道集》和《南海集》构成了其京华仕宦30余年诗歌创作的主体，也反映了“神韵说”从初期向高级、从表面到内涵发展的轨迹。另一部作品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则不仅仅是王渔洋神韵诗作的精华及神韵论的具体体现，也成为清代诗学的一座丰碑。
    王渔洋一生勤于著述，晚年依然乐此不疲。72岁高龄时写成了笔记著作《香祖笔记》，76岁时完成了《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余话》两部著作，临终前还将自己的诗文共九十二卷编订成《带经堂集》，虽未及见此集问世，但也算了却了其平生夙愿。作为一位古稀老人，在理应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际，依然勤于著述，可见渔洋老人对于著书的热情之高。而作为一位多产作家，王渔洋的著作不仅生前多有刊刻，身后也被多次刊刻，据统计，其著述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1种，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有25种。

三、藏书

    明清以来，藏书风气益浓，许多学者、作家都是著名的藏书家，而王渔洋不仅是清代声望最高的诗人，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
    王渔洋在《居易录》卷十四自述：“予家自太仆、司徒二公发祥，然藏书尚少。至司马、方伯二公，藏书颇具矣，乱后尽毁兵火。予兄弟宦游南北，稍复收缉，康熙乙巳自扬州归，惟图书数十箧而已。官都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王渔洋好友朱彝尊曾这样记述王渔洋购求图书的情景：“先生自始仕至今，目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俸钱所入，悉以购书。”对于那些无法购得的书，则借来抄写，坚持“日耕肘书”，难怪朱彝尊称赞王渔洋“勤于抄写，百人之中一二人”了。
王渔洋在京城官至刑部尚书，公事繁忙，不易见到。当时的大学者徐乾学告诉那些想见王渔洋的人：“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想见矣！”照徐氏说的去做，果然多数在书摊上能见到王渔洋。当时著名文学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作了一首《燕台杂兴》诗：“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意思是说，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寺购书，就可以一瞻其真容。可见王渔洋求书不倦，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佳话。又如其在《蚕尾集》卷九自述：“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今予池北书库所藏，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然亦可以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王渔洋喜藏书，而其藏书来源有三：少部分是祖上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在扬州和京城当官时购买的，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每闻士大夫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抄写的。“池北书库”是王渔洋在其老家所居宅第构筑的藏书之所。据载，朱彝尊督学山东期间，曾亲自从王氏后人处得到一份《池北书目》，凡著录469种，附碑目69种。虽非全部，但也相当可观了。
    纵观王渔洋一生，从垂髫小儿到古稀老翁，书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人生四季，走过山山水水，即使在康熙四十三年，他罢官归隐直至辞世前，依然笔耕不辍，游走于读书、著书、藏书的生涯中。可见王渔洋一生是始于书、终于书的，而他读书成癖、著书不止和藏书成痴的精神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立言”之功莫大焉！
（文/图  杨成见 包泉敏）

桓台县图书馆保存的部分王渔洋著作

王渔洋文化研究的部分著作书稿